对于准备考研的人来说，一进入12月，意味着迈入了最后的倒计时。“考研对许多人来说，预示着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学历，还意味着可以调换到一个更好的学校。”然而，对于下文作者陈志远来说，考研作为一种选择，只是为了“赎身”，从理科生做回文科生。
在1998修订本《新华字典》第673页，有这样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也可以看作人生百态、千万条路，而“只要人生不是数字的比较，不就都有奔头的么？”
《考研日忆往》
陈志远
冬至日，正赶上考研第一天，也是公共课的考试结束。夜幕初降路过北科大西校门，听考生们走在路上对数学题的答案。那景象有点壮观。今年还有位本科同学在我的《续高僧传》读书会上，考研前一周还来跟我们读这，我很感激。问他战果如何？小林回问了一句，老师当年是保送的吧？我突然觉得有好多好多故事想讲。
考研对许多人来说，预示着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学历，还意味着可以调换到一个更好的学校。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从理科生做回文科生。
考研以后我落下一个心病。直到博士期间还在做这样的梦，梦见我读的这些学位都清零了，又回到高三毕业班，又要考数学、物理了。我原本是以理科参加高考的，并不惧怕这些，考研的科目也没有这些，只是考研把一个闲散的大学生拉回高三的节奏，那种感觉太累心了。

一
我怎么成了理科生呢？这事说起话长，简单地说，我喜欢和聪明人在一起。我高中那个理科班，在文艺方面也比文科班强。可是到了北大，却觉得特别压抑。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这是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也就是围绕现实的需求，什么都学点，什么都别深究。我们的课程里有水化学、大气物理、分子生物学、生态学、毒理学、环境经济、环境评价，都是浅尝辄止。我是那种学物理恨不得看看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人。
大一的上半过完，我跟家人提出转系，我想学中文系，研究文学史。我家人觉得我疯了，周围的人也几乎没有人支持。有人说，喜欢就去做啊，家人朋友的意见又如何。也有人说，喜欢也不一定当职业，可以业余搞。但不管怎样，说出这个决定，我承受的压力大概好比男同出柜。在此之前，我走在一条顺行道上，我努力的方向就是我家人和社会希望我做的。从此之后，我们的理想就分叉了。
我也曾想过是否可以业余，觉得还是不行。首先我比较认真，比较爱钻。为了钻一个事必然要花掉整块的时间。那种企业家宣称的“百战归来再看书”，后来证明都是扯淡。没有专业训练和一定的项目制压力，根本无法思考和工作。再就是社会也不允许了。科举时代读书是一个在城乡能否获得普遍尊重的生活，也是足以维生的手段。现在职场里读竖版书，人皆侧目。体制外的生存需要极大的毅力。当时肯定没有这么清晰，可还是决定转系。

转系考试在大一的下学期。那是2003年，正赶上非典。我周末回家就没能再回学校。等我再去参加补考的场次，那场只有我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下午，响晴白日，我被安排在静园五院一间会议室里，题目是一张小纸条，两问：1．你为什么要转入中文系；2．翻译一段古文，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务是个老太太，姓任，我进去之前跟我絮絮叨叨说了转系之后排课怎么麻烦，要从大一重新开始什么的。我坐在那里，这些事务性的问题就一直在我脑子转，最终心烦意乱，交了白卷。我一个人回了家，瘫软在家里的皮沙发上，哭，骂，骂别人，骂自己，直到日头西沉。
从此之后，我断了念想，但也和我家人谈好，只要拿到本科学位，考研由我决定。也就在那之后，我开始逃课，整学期地逃。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北海旁边的国图老馆，那时还不是古籍部，有一般阅览室。随便地读，中午在阳台上看北海的白塔。白天是爽了，晚上回到家里，翻江倒海的悔恨和自责。
大二、大三两年的暗无天日，远远的却有一颗明亮的星，那就是杨老师。从大一上开始，我选了哲学系杨立华老师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第一次课讲的是一首北岛的诗，看不懂，老师讲了懂一半。往下讲先秦那些子，也不懂，但很独特。中学时代，我喜欢读文言文，可那只是个知识上的优势，比别人答题分高，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用，更没有觉得古代的东西“可以给现实的生活一个支点”（这是杨老师的原话）。大一下，我去旁听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程，那是通选课的专业版。正讲到魏晋玄学。杨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题曰《在世的眩晕》，大概是用尼采哲学的一些概念重新诠释鲁迅提出的药及酒，一下把我讲懂了！！我从那里读到竹内好的《鲁迅》（那时的版本不是孙歌翻译的，好像是戈宝权，是个小红本），读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论稿》，读阮籍的诗。我的网名也就是从鲁迅的文学史提纲里得到的。酒·药·女·佛，这是四种事相，它所环绕的精神，就是我学问的初心。我迷恋那种东西，觉得人生就该那么过。

《鲁迅》【日】竹内好 / 李心峰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 1986
大二以后，哲学系搞了本科生导师制，杨老师带几位学生读《传习录》，也叫了我。我记得当时，杨老师是所有北大老师里唯一一位能叫出我名字的人。从高三到大一一整年，我都只是一个学号，很难形容被老师叫名字时候的亲切和感动。
尽管杨老师和许多儒家一样，都对宋明儒者推崇备至。但我总之不好王阳明和宋明理学那一套。日后与杨老师的很多想法不一样，甚至有比较激烈的反应，但是心里一直觉得那是我在北大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做一个文科生的启蒙老师。
因为杨老师本科是浙大热力系的，我从老师的奋斗轨迹获取力量。最近在喜马拉雅上听他的《四书精读》，可能是有娃了，老了，格外喜欢回忆过去，以前对我们很少讲。我才知道杨老师跟我不一样，他是个强者，喜欢智力游戏，我是真怂，逃课了成绩一路往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
我还庆幸有个有趣的室友，家里是音乐世家。外公是刘天华的弟子，父亲是二胡演奏家。但他父母早年离异，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生活。他是北大民乐团的，我们都叫他团长。非典隔离期间，他家住在团结湖东方歌舞团的宿舍，离我家很近。他经常叫我去听琴。不只是二胡和笛箫，还有小提琴和钢琴。其实他更喜欢西乐。
后来我们就成了难友，到期末互相交流哪里可以借到笔记，哪门课比较容易挂人。也一起听课，比如杨老师的课。有一次他请我去听琴，晚上关了灯，点上一支小蜡烛。演奏完哭了，泣不成声。我说其实我们都有好学生基因，想做的事没有身份，不想做的事又不安于混，这太拧巴了。他表示同意。
在我决定考研之前，他有一个星期没有来学校。之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找到女朋友了。等来了我们问怎么回事，说是偶然梦见高中的一个同学，联系了一下就成了。女友当时考托福，他也跟着考。最终拿到了匹茨堡大学的off er，专业是ethnomusicology。临走前他挺自豪地跟我说，他是以史上最低成绩拿到奖学金的。因为他点儿背，本科挂了两门，最冤的是军事理论，五百人的大课挂两个，就有他。如此奇缘，只能说天降大任，天命难违吧。
二
我又怎么决定考英语系了呢？这事得从学法语说起。我和团长会互相推荐一些课，他也上杨老师的哲学史，我跟着他上了一门西方古典音乐。那绝对是北大消逝的美好事物之一。德语系一位退休的老先生，严宝瑜教授，当时八十多岁了，每周三晚上骑一辆小自行车，带着自己收藏的碟片到图书馆南配殿给学生边放边讲。

严宝瑜（1923年9月15日-2020年7月1日）
严老师跟我们说，年轻人要学好外语，最好多学几门外语。期末考试的内容是要听辨，用英文写出曲名和作者，还要考名词解释，其中比如idée fixe是法文，还有渐强、渐弱那一堆是意大利文，都要记住。因此我们几个上课的同学商量，要不辅修门二外吧。结果林云和戴翰程选了德语，我和杰阳、杨涛选了法语。
学外语我肯定算是笨的，尤其听说。但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单纯学习的过程。就是前头说的，那种不分岔，只管向前的奋发。我们每天早晨到北阁北边那个小山坡念单词，坡这边是法语，坡那边是德语。然后一起吃早饭。辅修课程每周六课时，比专业都重，基本撑起了在校生活的节奏。我又重新做回好学生了。
特别感恩的是辅修还有外教，我们的第一个外教是巴黎高师的博士，emilie，研究政治哲学和英语语言学，那真是班里男生女生的女神。按说第一学期学生的程度极低，可是每次课结尾，老师都会给我们听一首法文歌曲，发给我们歌词。有一次的歌词是魏尔伦的诗。这是我后来比如学日语从来没有过的愉悦，大家都喜欢学，喜欢那个文化，不是为了读文献，考tef。
在考研的专业上我犹豫了很久。知道肯定不会留环院，但去哪里呢。杨老师劝我学哲学，可我不太亲近理学；也想考古代文学，杨老师说不如学现代，比古代易于借鉴思想资源。这是对的，所以也读鲁迅的研究，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学了法语以后，人终于在一条现成的轨上。于是就想能不能再跑快点，直接报法语系呢？
当时班上有位助教何丹老师，我很喜欢她的风度。个子不高，也笑，但自有一种威严。班上有几个调皮捣蛋的，不敢冒犯她。她跟我说为我考虑，英语系更好，毕竟学习多年，而且辅修法语作为二外，成绩比英语系本系的有优势。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为这个决定，我也几夜睡不着，最终感冒一场，几无生趣。
这里边还有一个我最歉疚的事，便是辜负了韩老师。我们专业和地理系同属环境学院，地理系下设历史地理。我们都听说历史地理课老师讲课有意思，而且成绩不担心，平均85以上。韩茂莉老师讲话慢条斯理的，一个频率，像念稿子一样精炼，但其实没有稿子。上课倒也罢了，主要是韩老师对学生特别殷切。她有一些很固执的想法，比如本科最反映学生的智商，又比如理科生脑子比文科生清楚。智商高而脑子清楚，是做学问最重要的条件，什么基础知识都可以后来补上。历史地理在我们系是边缘，可按照韩老师这个标准，只要对历史地理表现出兴趣，韩老师都会像个宝一样地培养。

韩茂莉，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原来韩老师家和我家在一个小区，我经常和韩师谈到比较晚，然后一起骑车回家。两年以前转中文系没成留下的种种困惑，学文科生计没着落，家里人不支持，做学术辛苦等等世俗的担心都说了。真像一个孩子和家里大人谈话。以前哪想过有个北大教授能听自己说这些破事啊！那个时候，我好像真把北大当家了。
后来等我报考了英语系，同学问我为什么没保送历史地理。我大概意思是说，仍然觉得历史地理的学科定位比较暧昧，和理科脱离得不干净，不是传统学问。我想做纯人文的学问，再不想和理科有半分瓜葛。话传到韩老师耳朵里，把我叫去痛斥了一顿。韩老师当时非常自信地说，中国传统学问如果有什么还对现代学术有价值，那就是历史学。你觉得历史地理是个舶来品，只能说读的太少，根本不会读书。古人的思想是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不是极有心的人根本发掘不出来。然后顺口给我举了四五个例子，从上古到近代，都是有关农业地理，种麦子之类的事。又说，英语系的人只掌握一门外语而无专长，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自学也能办到，那样的话英语专业就不是专业，和文盲没有区别了。如果想做研究，没有一技之长，怎能自立？
我当时也很冲动，我说第一，不能因为中国乒乓球打得好田径不行，我们全部运动员都打国球，不练田径。喜欢的东西不计较成败。第二，英语系不是文盲，除了语言技能，语言配套着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最后韩老师也同意了我说的第二点。
这件事最令我汗颜的是，我考上英语系，又离开英语系回去做历史，回也没有回历史地理，还是坚持纯人文，两次都是韩师 我写的推荐信，而且跟我说，你以后也要注意从地理的角度去看问题，毕竟在系里学过，都忘了也有基础。这种老师恐怕天下不易寻吧。再说句得罪人的话，恐怕只有北大才有。
三
决定做了，就要实施。北大外院有个特别的规定，本科生的课资源有限，严禁旁听。我和杰阳两人只能去大三、大四的专业课，有时也会赶人的。不赶人的只有rendall老师的《神曲》课。阮爷爷一副圣诞老人的模样，很负责任。上课只能听懂10%，第一节课是介绍天主教的基本教义。老师布置说我们每次读两个canto，我不知道canto是什么意思，解释了半天才明白。
另外一门是丁宏为老师的英国文学史（下），从华兹华斯开始到20世纪，教材是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丁老师的口语比较慢，但内容深邃。个别时候用中文表达。逐渐熟了我们就说了要考研的想法，看他作为系主任有什么建议。丁老师说，考研现在成了一种文化，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只建议你们，用心读专业的书，不要相信那些。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是分不开的，阅读细节是唯一的方法。

丁宏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们就去分头准备了。2005年暑假，我对照汉译本和bantam系列的英译，把《神曲·地狱篇》反复过了四遍。注释也看。开始用韦氏词典，后来用金山词霸之类的软件，又回去用韦氏。然后是《诺顿文选》里的major authors，但没有中译就差很多。人不是机器，总有累的时候，那就看《余光中全集》，里边谈翻译的文字很有意思。其中提到董桥的《英华沉浮录》，意外地在书摊上买到一套。对中文和英文的特点若有所悟。
开学回来，才知道杰阳那边好像是把和合本圣经《旧约》读了，至少摩西五经都看了。我又开始读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次不特别需要对照了，但是韩敏中老师的译本太典雅了，爱不释手。考上以后有机会上过韩老师的课，很着迷那种上海式的叙述节奏，英文表达意犹未尽就换中文，中文不够又讲英文。我才明白，原来在文选里读的那些，也差不多是系里几位老师的理念，也部分影响了我。不仅仅是思想，还有文体的趣味和思考习惯。他们都反对才子气泛滥，韩老师说，the 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 interprets nothing。从此，要有人觉得文学研究就逞才使气，就是凭感觉瞎说，我只能呵呵。
9月开始，去报了考研班。那体验真的挺辛酸的。上课地点在中央民大一个大礼堂里，约有一千人。厕所在门外，很小。中午听课的人出去吃泡面，和厕所的味道混在一起。讲课是人大的陈先奎，极其粗鄙，在台上说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哲学，诗歌云云。也说不上厌恶，只觉很荒谬，哭笑不得。
整个培训也就十天左右。考上以后说起这段，丁教授表示很不屑。他考过两年，还要找住处，比我辛苦一万倍。不过重要的是，硕士英文，博士历史，由于地利之便分别参与过考研政治和英语的阅卷。细节就不讲了，怕惹事，我们的结论是，与其准备怎么答题，怎么写作文，不如买本庞中华书法字帖把卷子写得顺眼点儿……

四
考上可真是侥幸。我那年只有三道题，第一题是分析诗歌。作为考研生活的调剂，我上了陈怡怿老师的《圣经》和胡续冬的诗歌课。课上恰好讲过一首爱尔兰诗人seamus heaney的诗，就是我们的考题。诗里有些不认识的词，要是没讲过，分析起来会很麻烦。第二题是谈《圣经》对文学的影响，略具常识总有话说。第三题忘了。北外的卷子都是考基本功，一堆选择、完型，跟高考一样。我们之后北大英语系是七道题，还有美国文学和文论，不能选答。我是托了考题粗放的福混过去的。遗憾的是，和我一同考研的杰阳却没上，他水平比我高，对诗歌的感觉也比我好，也有热情。造化弄人。现在中大研究诗经、尚书之学，也算托身得所了。
英语系的考研率极低，从环境学院转来英语系，从理科生变成文科生，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经历之一（另一次是去京都大学访学，以后有空再谈吧）。此前高考能上，因为学校是重点，北京分数又低；此后换到历史系，除了老师眷顾，只是日常积累而已。唯有这次是在全无外力的环境里独立支撑做到的。当时被问及考不上怎么办，每每引“明朝散发弄扁舟”之句搪塞，真要怎么弄，自己也没想法。
要描述我在英语系学到的东西是困难的，我本想继续写下去，但感觉有些气弱。我只能说，在那里形成了世界观。以我英语水平之差，在外人面前有点羞于谈起自己是英语系出身，可我内心又无比认同这个身份。我还想说，那段时光也是我最安适的读书时间，这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对这个社会来说，本科的竞争力不够，博士又成了怪物，他们看着最顺眼的就是有点专业技能的硕士。我本科既然别扭，博士更是十恶不赦，硕士三年便成了与家庭、与社会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使我得以从容地读我的书，考虑我的未来。
人生七转八弯，好像长了反骨，在我自有内里的逻辑，这也难说。确对环境有各种埋怨，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就是总比本科四年好！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孤独，荒谬，虚无，迷茫，为了克服那些，我结识不同个性的老师、学友，在家庭之外构筑自己的小世界。我要确保，当我一个人去答那张卷子的时候，我不会再因为软弱而放弃。
脱脱不花（陕西师范大学翁彪老师，是我的挚友，平时称呼其网名。）展示过《新华字典》的一個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

明的前途。”（1998修订本，第673页）这也是我通过考研要实现的梦，在外人看来，这是个熊市，是人往低处走，是从朝阳走向夕阳，可在我看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我从英语转历史，做佛教接触哲学、艺术，未来也会重拾六朝文学的研究，但那是丸之走盘，我再也不是理科生了，我再不用坐实验室了！志愿是我填的，但我赎身了。我要去争自己的光明了。
只要人生不是数字的比较，不就都有奔头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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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读漫笔》
作者: 陈志远
出版社: 上 艺出版社
出品方: 艺文志eons
出版年: 2020-4

编辑 | 仿生斯派克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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