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量时间投入、大量刷题为特点的“县中模式”，在过去被谈及时，指涉的主要是县城高中。如今，在普职分流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已经渗透到了县城初中——竞争和焦虑，都被提前了。

记者 | 张从志

摄影 | 蔡小川

生源大战

仙桃市是湖北省的直辖县级市，位于江汉平原的腹地，北依汉水，南靠长江，东邻武汉，西连荆州、宜昌，全市有113万人口，城区人口约50万。在武汉构成的城市圈内，仙桃是作为武汉的卫星城而存在的。它离武汉主城区很近，相距100公里左右，开车只需一个半小时。

我们此行选择的是高铁，从汉口站出发，35分钟到天门南站，再换乘出租车，往南过汉江，便是仙桃市。天门南站虽然设在天门市，却离仙桃更近，在半个小时内，出租车可以把出站的乘客送达仙桃市区任何地方。让我们意外的是，在这样一个小站，既不是逢年过节，也不是周末，下车的乘客竟然非常的多，月台上大包小包的旅客在闸口处排起了几条长龙。

一个靠近省会城市的小城，既能享受到往来的种种便利，也常常会因此生出一些烦恼。我们这次选择以仙桃作为

考察县域教育的样本，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了它在地理方面的这种特点。而这种特点，使得过去十几年来，仙桃与武汉在生源方面的争夺无可避免。

这种跨地域的争夺，也常常被称之为“掐尖”，主要发生在两地最好的中学之间。在仙桃方面，主要就是仙桃中学；在武汉方面，则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华师一）。在更早的时候，除了华师一，武钢三中、武汉二中、武汉外国语学校这几所名校也可以到仙桃来招生，据当地老师的估计，那时候，每年被这四大名校招走的尖子生大概在100人左右。后来因为下面县市的反对，其他三家被禁止跨区域招生，只有华师一得以保留了在全省范围内招生的权力。

仙桃中学语文老师苏祖祥

“这两年，华师一每年会招走40多人，加上西安交大少年班和一些其他名目的留学班，每年全市最优秀的学生里，有将近50人会从仙桃流失。”仙桃中学的语文老师苏祖祥告诉我。他今年56岁，在仙桃从教已经有36年，其中在乡镇中学15年，在城区高中21年。2004年，苏祖祥被调入仙桃市最好的高中仙桃中学。

仙桃中学是湖北省的重点中学，位于仙桃市汉江路66号，身处老城当中，附近街道繁华，有属于县城的嘈杂和烟火气，但一进入校园，便安静下来。上世纪90年代，仙桃中学迁到了现在的这处校址，校园面积不大，约180亩，建设了食堂、操场、教学楼和综合楼之后，就没有多少开阔地了。三栋教学楼与行政楼都通过走廊连在一起，因为修建年代久远，看起来都有些灰头土脸，加上南方湿气重，墙皮已经发泡，正在脱落。不过苏祖祥说，市政府已经在城南给仙桃中学规划了一个新的校址，面积比现在大得多，这两年应该就要开始动工了。

仙桃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年，在1994年以前也称沔阳中学，所以当地人习惯叫沔中或仙中。这所学校最知名的校友是雷军。有崇文重教传统的仙桃人对沔中很有感情，谁家的孩子能考上沔中是一份不小的荣耀。

但对那些成绩最好的学生来说，沔中不再是必然的选择。苏祖祥告诉我，以前华师一会直接到仙桃来设考场，后来遭到抵制，就把考场搬去了他们在汉川市福星镇办的一个分校，每年在那里举行提前的招生考试，有时一年还不止一场。福星镇紧挨着仙桃市，所以在仙桃的高中看来，这仍然是冲着仙桃的尖子生来的。然而，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能考上华师一是对其学业的更高认可，意味着重点大学有了保证。所以，对于省会高中的“掐尖”，身处其中的家长和学校心态也不一致。

尖子生的流失不仅仅发生在仙桃，在湖北省其他地市，尤其是武汉周边的孝感、鄂州、咸宁等地，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当地高中多有怨言。不只是湖北，在四川、河南、广西等地，我们了解到，在一些县城，中考的前10名乃至前20名都会流向市里或省里的高中。优质生源流失，县中升学率下滑，在一些情况较为极端的县域，全县能考上一本的人数只有个位数，甚至一个也没有，老师逐渐也无心教学，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教育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县中塌陷”。从前几年开始，关于此的讨论就已经很多了，围绕到底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应不应该拯救县中的问题，教育界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

湖北省仙桃市某民办学校的高中课堂，当地的民办教育已占半壁江山

而在仙桃，情况是更为复杂的。如果以仙桃中学的视角出发，作为一所公办高中，它不仅面临来自省会高中的挤压，如今也面临本地日益强大的民办高中的挑战。苏祖祥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仙桃中学在生源方面的形势——“围追堵截”。

多年以前，为了解决公办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仙桃市就开始在基础教育领域引进民间资本。首先是仙桃一中，2003年，市政府与海南天森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新建仙桃一中，把这所高中从公办转为民办，2016年，上市公司浙江海亮集团出来接手。如今仙桃一中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在校生超过8000人，校园占地568亩。

2014年前后，仙桃又引进了浙江诸暨的荣怀教育集团，后者整合了公办性质的沔州中学（原仙桃市复读中心）和仙桃实验初中，在此基础上打造了一个占地500亩的仙桃荣怀学校。如今，仙桃荣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超级学校，在校生规模超过1万人。这两家民办巨头，加上本地的几家民办学校，仙桃的民办教育已经占到了半壁江山。据了解，今年仙桃高中的招生名额全市总共为7900多名，以仙桃一中和荣怀学校为首的民办高中提供了3500个学位。

民办高中办学更加灵活，在尖子生的竞争上也更舍得花钱。仙桃中学一位老师记得，2014年仙桃的中考状元是一个女生，他们在分数出来后给她打电话过去，邀请她来仙中就读，这个女孩在电话里就接受了邀请。后来，一家民办高中也找了她，给出的承诺包括：给她提供单独的免费宿舍，免交学杂费，每个月还能享受学校的生活补贴，而且只要她报考他们学校，当场奖励现金5万元。最终，这个女孩去了民办高中，很快，他们就打出了广告——“中考状元的选择”。这位老师坦言，让仙中最难受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多家民办高中都办了自己的初中部，他们可以从初中就开始为留住尖子生做各种准备工作，每年到了初三，学校还会把最好的那批学生带到外省的总校去学习，试图切断他们和仙中的联系。

为了保住生源，仙桃中学也和华师一同样开始投入力量组织提前自主招生（俗称提招）考试，而且通常把考试时间和华师一选在同一天。以前，华师一一般会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举行提招考试，但现在，他们经常会提早考试，不停变动考试时间，或者一年举行多场考试，让下面试图跟进的县中措手不及。于是，提招考试的时间越来越提前，从初三下学期到上学期，甚至有传闻说，今年可能会改到初二下学期。

焦虑前移

7月初，高考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仙桃中学的校园里只剩下高一高二两个年级还在上课，距离期末考试只剩几天了，诵读的声音在夜晚的校园里显得更加清亮。黎晖在高一年级教书，他一毕业就到了仙中，在这里已经任教超过20年。最近找黎晖咨询志愿填报的朋友和熟人很多，不仅有高考学生的家长，最近中考分数也都出来了，选哪个高中也困扰着很多家长。

在饭桌上，黎晖还在忙着打电话、发微信。他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非常清瘦。李燕和黎晖第一次相识，她是“80后”，在仙桃一所公办初中教英语。听说黎晖在仙桃中学教书后，李燕在席间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仙桃中学的提招，搞得她们初中老师的日子越来越紧张。她现在带初二的重点班，主要瞄准的就是提招考试，上课进度比其他班级快很多。但这几年，提招考试的时间不固定，时早时晚，让初中的教学也很被动。黎晖只能苦笑：“我们也是没办法。”

黎晖则觉得，现在初中对学生压得太狠了。他和李燕随后有一段对话似乎佐证了这一点。黎晖的孩子也在上初中，他谈道：“我们家小朋友每天不会超过10点半睡觉，你们相信吗？”“那怎么可能？”李燕当场怀疑道，“他作业怎么做得完？”“他是把别人下课休息的时间利用来做作业。”黎晖答。“但我们没有下课时间啊，真没有，基本是学生还没出来，我就在教室门口了。要上厕所的自己去上厕所，不去的把书拿出来准备上课。安全现在是学校头等大事，学校也特别怕学生课间打闹出什么事情，要求我们老师无缝衔接。”李燕继续道，“其实现在学校也三令五申，不能给学生留太多课后作业，但现在是我们不留，家长也会给孩子找作业做。”黎晖补充说：“我们不会，他有时也会在小课上写作业，总要保证在10点半以前能睡觉。”

作为武汉的卫星城，仙桃市的学校面临着来自省会高中掐尖的压力

黎晖有一次去外市交流学习，下午4点半到了市区，让他感到最纳闷的是，这时候，马路上已经有很多放学的小朋友在排队过人行道了。“我跟我同事当时开玩笑说，你看这地级市还是不一样，4点半就放学了。”

仙桃的家长和老师都说，初中现在已经成为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强度甚至超过了高中。

为什么所有压力都汇集到了初中，学生到了高中反而觉得轻松一点？李燕解释说：“如果中考这一关你过不了，就只能去读职校，你就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如果你过了这一关，到了高中，有实力、有追求的学生，可以冲击“985”“211”高校，实力弱点的，到高考时大概率也能上个本科；再不行的，你也能考个大专，或者复读一年。到了大学，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也能通过考研或者出国再提升学历。”

中考划分出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空间，而现在的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评价较低，多数家长自然不愿意让孩子被抛到这条轨道上。随着普职分流政策在县域的严格推行，“一考定终生”的焦虑就逐渐从高中家长蔓延到了初中家长之间。

最先烧起这把火的是民办学校。2009年，李燕在南方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后回到了仙桃一家名列前茅的民办初中。在她印象中，这个时候，民办初中的教学强度就很大了，老师们经常连轴转。“大家那会儿最怕国家法定节假日，因为学校会调休，本来就是半个月放一次假，一调休，老师们可能就要连着工作20来天，比不调休更累。”

民办学校属于市场办学，自然有更强的竞争意识。它们要和公办学校竞争，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证明自己。所以，民办初中更早就推行了以大量刷题为特征的教学模式。学生通常在早上6：40左右进班，中午只给30分钟吃饭时间，有的学生为了节省时间，甚至从来不在学校吃鱼。学生中午吃完饭后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休息半个小时，再上一节课，然后开始下午的课程。和高中一样，初中生晚上也有晚自习，初一初二上到八九点，初三要上到９点半。

7月初，仙桃中学又送走了一届高三学生，高一和高二学生正在准备期末考试

相比高考，中考的考试难度更低，其实是更容易通过刷题来提分的。除了几大主科目，李燕在民办初中待久后渐渐发现，对体育、实验操作这些考试项目，学校更是要求一分不失。“比方体育中考，去年是40分，今年是50分。民办初中就有先天优势，它的校园面积很大，初一的孩子一进校就围着校园跑，刚开始我跟不上，只能骑个电动车在后面追。慢慢地，孩子肺活量和耐力就锻炼出来了。”李燕告诉我，前几年中考还有微机操作。她第一年带初三的时候，发现班上自习课老缺几个人，一问，都是去上微机课了，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其实不是所有孩子都有天资的，特别像体育，有的孩子身体素质确实不行，拿不到满分，你怎么办？”

但正是在这样的高强度训练下，民办初中虽然起步晚，却在短短几年内就在考试成绩上赶上甚至超过了公办初中。这样一来，后者就感受到了来自家长、社会和教育部门的压力，也不得不跟进，提高教学强度。

在那家民办初中工作了近10年后，李燕调到了现在这所公办初中。到了公办学校，收入降了一些，但工作强度也不小。她所在的年级分成了ab班，b班压力小一点，可以不紧不慢，按照进度上课，到时参加中考。但她带的a班不行，a班要针对仙中的提招进行训练，所以得快马加鞭，在初三上学期就把教材内容教完，然后开始上高中的内容，拔高拓宽。

李燕住的地方离学校近，步行只需10分钟，但有早自习的时候，她每天要在5点半起床，6点半到校。“搞得确实有一点过了，但也是被其他几个学校逼的。中午的时候，我们a班的学生不回去，就在学校就餐，趴在桌子上睡觉，这样中午就可以多一节课，他们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到家。”李燕说。

激烈的竞争，使得中考分数不断“通胀”。2021年的中考，超过700分以上的就有528人。像仙桃中学这样的好学校，录取分数线便水涨船高。这给整个仙桃的教育制造了一幅繁荣的景象，也催生出了各种怪现象。就拿体育中考来说，虽然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中考把体育分数提高了50分，但现在有的初中反而在初一初二不好好上体育课，到了初三再来突击训练。“国家提高体育中考的分数，出发点是好的，但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不一样，你要求大家都去竞争，考满分，反而有反效果。现在有人还提出要把音乐、美术也纳入到中高考里面，那孩子将来不就更苦了！”李燕说。

黎晖感叹说：“现在这哪叫教育，对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摧残。我每年都会数一下自己班的学生，小孩多数都是戴眼镜的，假如一个班有60个小孩，至少有45个学生一上高中就戴着眼镜了。”李燕则发现，疫情之后，她班上的学生近视率已经接近90%，“班上能有几个不近视的孩子，都挺让人惊讶的”。

补课风潮

李燕的小孩今年上小学四年级。我们采访的地点选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楼下，李燕匆忙让孩子吃过午饭，把他送到了楼上的培训机构，这一天他要学的是萨克斯课程。

如果稍微留意的话，你能在仙桃城区的街边，尤其是学校周边，找到各种名目的辅导和校外培训机构。它们有的是租用临街的商铺办公，有的委身于普通居民楼内，在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地方，校外补课的风潮早就席卷了仙桃。在这场愈发激烈的竞争中，家长如果不想自己的孩子掉队，就只能投身其中。

补课的风行是校园竞争的一种外溢，也是教育焦虑的一种表征。当孩子在学校的时间被挖掘殆尽后，就不得不把课外时间也利用起来。跟北上广等大城市相比，在县城，补课市场的需求端一点也不弱，而且形态更加多元。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教育培训机构，还有很多半地下或地下的补课形式。

据当地老师介绍，有一种形式叫“家养家教”，也就是老师在自己的房子里招收学生，一个学期收一笔费用，给孩子提供食住，定期也给学生补课。外出务工的家长出于对老师的信任，愿意把孩子交给老师，所以，这种补课形式很早就出现了，相当于老师自办了一个托养机构。以前只是个别老师提供这种服务，到这几年，“家养家教”越发盛行，并且慢慢地发展成了“校外班”，一些能干的老师和班主任甚至能把自己整个班的学生都弄到这个私设的班级里去补课，一年可以获得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入。

在补课市场同样存在内部竞争。当地有一些学校出现了优秀学生家长抱团，垄断名师资源的现象。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如前5名或者前8名，他们的家长自发成立一个家长小组，出高价把学校最好的几个任课老师给“包”下来，然后去寻找合适的教学场地，置办好桌椅板凳、投影仪等，张罗好以后，再给老师发个定位，让他们到指定地点来上课。这样一来，家长与老师之间形成了高度捆绑的关系，家长垄断了最好的师资，老师则获得了安全、高额的回报。“对老师来讲，你原来给30个学生补课，辛辛苦苦赚个几万块钱，现在你只用给8个最优秀的学生补课，同样的时间能赚更多的钱。你能拒绝吗？”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老师说道。

对绝大部分中学老师而言，补课的收入都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尤其是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公办中学，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老师的收入水平都很有限。苏祖祥有36年教龄，还有高级教师的职称，他一年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才10万元出头，而刚刚工作几年的新老师，一年平均只有五六万元，初中老师整体来说要更低一些。虽然有很多老师开始会很犹豫，但随着这股风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老师加入其中。

补课风潮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形成扰动。一些老师把原本应该在课上讲的内容留到补课时再讲，或者在课上也讲，但讲得比较简单，没有参加补课的同学可能就会跟不上。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补课现象也在老师群体内部制造着矛盾和分裂。“比如在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等几门主课老师，还有当班主任的，他们有优势，补课收入多，而教副科的老师，比如地理、生物、政治老师，他们心里就不平衡，可能就消极怠工。”上述资深老师说，“即使同样是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也是有的老师招生多，有的老师招的少或者招不到，竞争也很激烈。学生少的老师就可能认为别的老师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在当地，能考上仙桃中学是一份荣耀

在教育行政部门那里，校外补课这些年一直属于被打击的对象。但吊诡的是，有时教育部门越是整顿，补课风气越是盛行。如今在下面的乡镇，补课也非常普遍。闫向东长期在仙桃市的某乡镇工作，这个小镇离仙桃城区有三四十公里远。他在最近四五年发现，镇上的辅导机构也开始多起来。闫向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镇上当老师，后来被调到镇上做教育行政工作。有时，他们也要去查老师私自补课的情况，但闫向东对这项工作感到很矛盾。“这个查到了又怎么样？大家都是教师圈子里的，互相都认识，查到了就是得罪人。有时上级部门压力也大，看到下面自己查很难抓住违规补课的教师，就自己组织一些小组来检查，查到了一两个，这些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但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越查越多，查不胜查。”

这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补课形式，也在家长与老师之间打进了一个锲子。“有的家长觉得好像我出了钱了，孩子就交给你，他不管了。慢慢地，家长们就会把教育看成了一个购买服务的行为，觉得自己一年交了几万块钱，你得把我孩子教好，得把成绩弄出来。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也是这种心态。有时老师也没办法，感觉到无助。”在仙桃一所民办学校做管理的刘大明说，“如果没有家庭教育，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不完整的，学生是教不好的。而且家庭教育一定要理解学校教育，去延伸学校教育，家校配合，这样才能够真正教育好学生，才能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

在公办学校的黎晖也抱怨说，现在很多家长非常关注每次考试的成绩，但很不一样的是，以前的家长无条件地信任学校和老师，不干预教学，现在很多家长，一旦自己孩子的某一科考得不好，马上就把电话打到了班主任甚至校长那里。“你看我们这么优秀的小孩，送到你们这里来，怎么考这么差，这个老师不行，你要给我换一个。”黎晖也很无奈。

师资困境

黎晖说，除了生源的问题，现在县域教育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师资。黎晖今年44岁，但在仙桃中学，他仍然属于年轻的老师。他告诉我，仙中每个年级平均配备85名老师左右，在全校200多名老师当中，年纪在45岁到60岁之间的老师占到了一半以上，30岁以下的新老师占比非常的低。

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几年已经在仙桃中学上演。黎晖介绍，今年和明年，整个仙桃中学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师有30多个，他所在的年级今年一口气要退休四五位老师。其他公立高中和初中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所以想从其他学校调动也很困难，这两年，逼得市教育局不得不拼命扩增编制，招新老师进来。去年，仙桃中学进了12个新老师，今年已经签约了11个。

仙桃市在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冻结了新教师的引进，不从外地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而是从市内，主要是乡镇学校选拔老师，补充到城区的各级学校。这个时期，乡镇的学校正在大规模撤并，教师需要重新就业，而城区不断在建新学校，所以内部消化就成了合理选择。

然而，对一所学校的教师队伍而言，补充新鲜的血液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老师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后，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就容易固化，所以必须多招一些新的老师，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具备新的思维方式，学习的是新的知识体系，他们的到来可以给其他老师带来一种冲击力，也在无形当中形成一种压力，促使大家继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黎晖说。

在普职分流大背景下，一考定终身的焦虑提前到了初中

问题是，年轻老师很难招进来，即使来了，也留不住，大多干了一两年就走了。去年有一个地理老师已经和仙桃中学签约了，来学校看了一眼，问了一下工资，回去了就没再来。“高中一个任课老师一般要带两个班，工作量大，但一个月工资连县里一平方米房子都买不到。如果这些老师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家底不够殷实，生存压力就会很大。”黎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他所在的年级已经有3个年轻老师正式提出了辞职，加上要退休的那几位老师，将会有七八个教师岗位空缺。老师不够用了，学校就只能从高三刚退下来的班级先选聘一批老师来顶上，然后把后面新来的老师补充到他们年级中去。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要想留住新老师，对仙桃中学这样的公办学校自身来说，办法并不太多。因为教师的工资体系是框死的：基本工资是全国统一标准，基数很小，各地差别不大；还有一块来自地方财政补贴，包括住房公积金，各地因经济实力差异而有很大差距。比如绩效工资，仙桃市公办高中的老师平均一年绩效工资在1万元上下，而武汉有五六万元，甚至上10万元。“不说武汉，你看恩施这几年考得很好，除了离武汉比较远，有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生源流失比较少以外，当地政府对教育，尤其是教师的大笔投入也是重要的基础。我们去恩施交流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老师开的车一般都是几万块的丰田卡罗拉，到了恩施，人家学校里随便一停都是四五十万元的车。”黎晖说。

以有36年教龄的苏祖祥为例，如今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在5000元左右，加上各种奖金、津贴和公积金，一年收入在14万元左右。苏祖祥给我算了一笔账，他每周要上三个语文早自习，加上两节晚自习，和星期六两节课，每周苏祖祥有7个超课时工时，一个月有28个，他因此获得的超课时津贴是1500元，也就是一节课在50块钱左右。“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高，精神压力大，赚的钱又少，你总归不能要求老师无私奉献。”

刘大明在学校负责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教师的招聘，每年他都要亲自去各地的高校延揽人才。这所学校的老师人数超过800人，近几年，他们每年都要从各地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里招四五十人——这也意味着，每年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老师从学校流失。“流失的老师无非有几个去向，有的是外地毕业生要回老家发展，有的是考编考公，还有的是新高考以后，一些学科的老师选择到武汉或沿海一带去发展，特别是生物老师，新课改后，选生物的学生增多，一下子就缺生物老师了。”刘大明说，现在很多民办初中的老师想回到公办学校里去，觉得公办校压力小，相对稳定，还有课外辅导收入。

《最好的我们》剧照

如此高的流动率使得荣怀学校似乎变成了一个教师培训基地。刘大明说，他们每年对新教师的培训都抓得很紧，新老师来了会有专门的师傅来带，学校有一系列的培训活动，两三年后，他把手艺提高了，然后就走了。“我们现在也是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些优秀的老师留住，但确实有些困难。”刘大明说，民办学校的师资待遇比其他公立的学校稍微高一点，但是高得也不太多，他们的难处在于，要提高教师收入，不是学校管理团队可以直接决定的，背后的投资方要对此做严格的成本核算。

既然老师的流动难以避免，刘大明只能转变自己的观念。他现在觉得，只要外地籍的年轻老师，尤其是那些985、211高校的毕业生能来，不管待的时间长或短，对学生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能带来新的教育理念、其他地域的文化，以及外面世界的真实信息。”刘大明说，有一年他们从东北招来了一位老师，他一进这个老师带的班级，就能听到一口非常流利的、带有点东北腔的普通话——“这就是一种文化的碰撞，老师和学生之间互换信息，一起成长。”

高分的成本

问题总是一环套一环的。年轻老师留不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价高。而反过头来看，推高房价的，恰恰又是教育及其引发的群体性焦虑。在仙桃，但凡好一点的中学乃至小学，都在过去几年搬迁过新校区，或在未来几年有建设新校区的计划。原本滞销多年的房子，只要学校一搬过去，便能马上销售一空，价格大涨。如今，学校周边的小区单价已经涨到了七八千元一平方米。据说，当地教育局的一个官员曾在开会时公开调侃道，仙桃市教育局就是仙桃市房产局二局。

城区仍在不断扩张，四五年前在当地人眼中还是一片荒凉的南城，如今已经造出了一个新城，新楼盘一栋栋拔地而起，低矮、无序的农民房夹杂其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些新楼盘等待的主要是那些为了子女教育而进城的父母们。而在城里的很多优势阶层的父母，则早早看准了更上一级的城市，把他们的孩子早早送到了省会城市。据荣怀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拥有上万名学生的荣怀学校，如今农村生源的占比已经接近70%。

闫向东告诉我，原来从他所在的乡镇初中考仙桃中学，每年多的时候考四十几个，少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个，后来慢慢降到十几个，再后来几个，最近这一两年就只有个位数了。于是，有能力的父母都把孩子带到城里去了，留下来的学生大多也是成绩不太好的，老师就算想把他们的成绩搞好，也很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往城区学校集中，老师也争相往城里调动。整个镇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最高峰的时候是1万多个学生，现在只有1000 多名学生。

某“县中”校园内，学生们去上课

全中国有2800 多个县级行政单位，这些县域里的学校容纳了全国50% 以上的学生。也因此，有人说，县域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面。但这些县域的经济社会条件千差万别，所以不少从城市经验出发制定的教育改革政策，一进入县域后，因为师资的困境或者家长信息资源的不足，有时不是改善了教育现状，反使其更加扭曲。

如今，在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的背景下，闫向东在的那个小镇的命运，正在很多县域上演着。把分散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有时也是一个小地方不得不做的选择。仙桃的情况只是当前全国很多县市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且恐怕比不少地方还乐观一些。对那些工业基础薄弱、资源禀赋差的中西部县城而言，地方上要谋发展，推进城镇化，教育自然成为最经济实惠的选择。如果再通过引进外来资本的手段，地方政府便可以以较小的投入来获得很大的回报。然而，其背后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被转嫁给了家长，也使得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本来我们老师和家长在教育上是有共同目标的，我们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但现在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学生苦得要命，家长焦虑得要命，老师累得要命，做教育慢慢就变成了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刘大明说道。他很快就要退休了，他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当了一辈子老师，从公办到民办，却发现老师在社会中的认可度反而不如以前了。

身处其中的人都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却根本是一笔糊涂账。家长指责老师和学校不认真，教得不好；学校认为家长当甩手掌柜，家庭教育不到位；公办学校说是民办学校扭曲了竞争关系，而民办学校觉得自己才是属于弱势的一方；县域认为是省会抢夺尖子生，导致了他们的教育困境，而省会也同样可以指责县域压制学生的自由流动，剥夺学生享受更好教育服务的权利。

无论如何，最终承受种种代价的仍然是学生。从2015 年开始，黎晖就发现，学生当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和其他老师一交流，发现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于是，从2018年开始，仙桃中学组建了心理咨询团队，开办了心理咨询室。在去年下半年，仙桃中学给高一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心理测试，发现几百个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和情绪问题，其中有几十个孩子情况比较严重。基于测试保密的原则，班主任只知道班上哪些孩子需要关注，但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很多时候，班主任就会当得提心吊胆，24小时要保持在线，生怕班上有人出事。“有的孩子在人前是乖乖女，但其实内心非常挣扎，很容易就憋出问题。”

近两三年，仙桃中学、仙桃一中和荣怀学校公布的高考成绩都是“再创佳绩”。2020 年高考，仙桃中学一共有3 人考入清华北大，600 分以上有320 多人，文理科一本上线人数887 人，也即60% 以上的学生能考上一本。今年的数字更亮眼，680 分以上有5 个人，首选物理类的考生，600分以上有337 人，加上首选历史类的，600 分以上总人数达369 人。不唯仙中，仙桃一中和荣怀学校的高考战绩这几年也是喜报不断。但在高分的背后，整个教育系统付出了远甚于以往的成本。

（黎晖、李燕、闫向东、刘大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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