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敏：这么多年来，您也指导了不少硕博士研究生，在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心得和方法？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首先说说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本身的问题。第一，咱们规定的学制太短。在国外，想拿一个文科的博士，没有说三年就行的。除非你是个超级天才。不是都可以延长吗？问题是国家不拨款，延长了连住宿都没法保证。而且一延长，超出标准学制，将来找工作又是问题。实际上，应该把研究生的课程作为论文写作的资格，和论文的写作适当的分离，可能会比较好。课程全通过了，有了资格了，你自己去写，两年写出来也行，五年写出来也可以，在这期间你去工作也可以。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既可以保证质量，又减轻国家负担。
第二，就是强调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要发表论文。这个事误国误民，害人匪浅。这事是从哪来的？在90年代，开始注重学校和学科排名的时候，南方某大学先玩了这么一手，强调自己的学生必须要在刊物上发两篇文章。干嘛呢？一统计学校的论文数，它就排到前面去了。别的学校也不傻，你会玩，我也会玩，这就开始蔓延开了。当时，南开抵制最厉害的是我和历史系主任朱凤瀚，朱现在在北大，原来曾到国家博物馆做馆长。每次开有关的会，就我们俩坚决抵制这件事。我们举好多例子，指出学制本来就短，学生需要大量读书、思考、讨论。急着发东西，过去认为是当学生的大忌，太急功近利了！其实教育法、学位法，哪儿有这一条啊。

蔓延开了之后，想一想全国一共才有多少刊物，每一个学生就要发两篇以上，再加上教师、研究人员的量化考核，怎么能发的过来——且不论发出来有多大意义！可是不发的话，这人生就有问题了，饭碗就没了，这不是逼良为娼吗？你上网看看，有多少干这行的：你这交给我多少钱，我保证给你发一个什么论文。然后，刊物本身也腐败了，寻租啊。这种大量的论文制造、堆积，也造成学术的泡沫和腐败。过去那些老教授，多数一辈子可能就是三两篇文章，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本书，也可能还没有一本书。但是他教课很认真，他述而不作，把文化认真传递下来。我觉得比堆积数量好得多。
现在这种做法，很大程度是受国外影响。其实，国外的学校和学科排名当初怎么来的？那是美国一个刊物办不下去，弄这个试试，一弄就成了风气。成了风气最大的问题在哪？一个就是重量化，轻质量；然后成为一种价值的导向，轻教学，轻人的培养。对人文学科戕害最深。把教师所有的工作全都跟生产队记工分一样，给你整个的精神世界扭曲得不得了。又加上社会上不良学术风气，在哪个级别的刊物上，发过几篇东西，成为了大学教师、学生的生命线。于是这些个刊物就成了一个寻租的对象。大家心里都明白，你给他定成什么级了？顶尖还是核心？好了，他就有相应的价码了。从编辑到责编，我也不说具体哪个刊物了，我还是那刊物的编委。我有个学生论文确实写的挺好，我就推荐给他了。这个主编一看说挺好，就答应给发，但是就拖着不给发，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最后我都跟他翻脸了，我说：“你不能发，你早说话，没关系，刊物都有可发可不发的权力。”唉，大家都是朋友，具体的我也不往下说了。
现在高校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里投入严重不足。为什么严重不足？因为我们的聘任制度问题。我聘你到我那来，我看什么？看你哪级刊物有几篇文章。你有五篇文章，好了，特殊人才，我年薪给你40万。你到这来是否好好上课，上不上课，上哪几门课，没多大关系。我说这个得从根上扭过来。
怎么能扭过来？很简单。我是学校，聘你来，是因为这两门课没有人上。根据你的经历，我认为你可能能上。你给我试讲，我认为行了，你就来上这两门课。两门课上好了，同行

认可，学生评价认可，我去续聘你。当然，审定你的资格和续聘你的时候，我会看你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平肯定和你有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是有关系。但是我聘你，你来给我干这个活，是要来从事教学工作，这是个基础。上级部门衡量一个学校，学校衡量一个学院，学院衡量一个教师，不再以那些个数量为基础，而在于他在教学中间所承担的东西。这首先是对学生负责，其次对家长负责，再其次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对那些评估的数据负责。
现在研究生的课都要确定课时，确定教室，一次讲三个小时，这符合不符合这个层面教育的内在规律？尤其博士生，书院那种师弟切磋，喝着茶，广泛地讨论，是不是更好一些。或者，多种形式，灵活安排，更好一点？完全把工科思维，类似工匠、车间管理的方式引到高级人才培养中，可能有些简单化了。
汉武帝时，抗击匈奴有两个名将，一个李广，一个程不识。程不识治军严正，纪律性特别强，规矩特别多，到哪军队安营扎寨，得分多少个区，帐篷怎么扎，得几道绳子，门朝哪头，哨兵派多少个，口令怎么弄，等等，非常严谨。李广就比较松散，我就相信我手下这八个部将，这八个部将各有所长，他们又相信底下的十六个分队长。行了，我提一个最基本要求，你们哥几个自己干起来。匈奴看到程不识的军队不敢犯，因为他非常严格；看见李广“亦不敢犯”，为什么？看着好像很松散，但它内里的战斗力和它那种潜在的创造性是很厉害的。我想培养研究生应该介乎二者之间，有基本的规矩，但是要有自由的空间。
本文摘自《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