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郑刚：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施行及特征探析

▲郑刚

作者简介：郑刚(1976- )，男，湖北武汉人，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史研讨，e-mail:jyxyzg＠163.com。武汉 430079

来历：《现代大学教育》2021年第2期

内容概要：近代我国高校依托教育研讨机构初步了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培育的探究和实习。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发生，既是我国教育作业打开的火急需要，也是近代教育学科打开到较高期间的必定。中山大学、中心大学等高校在应考、培育、结业及学位公布等方面，构成了一套较为标准的准则体系。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呈现出如下显着特征：办学规划不大，在学人数有限；师资力气雄厚，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重视社会实际，培育高质量的人才。总结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施行及特征，以期为其时我国研讨生教育变革供给学习和启示。

关 键 词：教育学科 研讨生教育 近代我国 中山大学 中心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1)02-0056-10

1920年头，北京高级师范学校创设教育研讨科，翻开了我国教育学科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测验，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科研

讨生的培育则发端于1928年中山大学教育学研讨所的树立。这篇文章以近代高校的教育研讨机构为中心，对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发生的前史布景、具体施行及打开特征进行谈论，展示近代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打开情况，总结前史经历，以期为其时我国教育学科人才培育供给前史学习和实际启示。

一、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发生的布景

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发生和打开有着深化的社会布景和学科本源。从外部来看，它是近代我国教育作业打开的火急需要；就内部而言，它又是教育学科打开到较高期间的必定。

(一)近代我国教育作业打开的火急需要

清末民初，在教育上时而取法日本，时而学习欧美，这种机械地照搬西学理论和教育准则的行动，未能完全改动我国的教育容颜。国人初步反思和探寻新教育的将来，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我国化”运动鼓起。舒新城、庄泽宣、何炳松等一批教育家纷繁撰文著说，极力推进西方“新理”同我国国情的交融。曾任《教育杂志》主编的何炳松清楚提出，在“介绍外国教育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的一起，更应“创造独立的教育理论和办法”“自出机杼地去创造一种合适国情的新理论和办法”[1]，继而探寻契合我国社会需要的教育打开途径。根据这种认知，推进教育专业化及培育专门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悉数教育作业非有教育学问者去办不可以，教育非习过教育法和教育原理去担任不可以，教育的疑问非用着科学的办法去向置不可以。”[2]蔡元培曾指出：“苟吾国大学，自立研讨院，则凡结业生之有志进修者，或留母校，或转他校，均可为初步之专攻。”[3]

蔡元培领导组成中心研讨院，并拟定树立教育研讨所。怅惘的是，该项方案因故未能完成。可是，筹建研讨机构、打开教育研讨、培育高层次教育专业人才在学界已构成共同。例如，1928年5月，中华民国大学院举办初度全国教育会议，陶行知向大会提交《树立教育研讨所案》。他极力主张：“中大学教育为国家根柢大计，有必要运用科学办法，分析研讨，实地实验，方能免入歧途……由大学院树立教育研讨所，聘请专门人才，分工研讨。”[4]

黎锦熙、罗廷光、黄敬思等教育专家也都不谋而合地表达了树立教育研讨所，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激烈期望。总之，在“新教育我国化”运动的影响下，树立教育研讨机构，并借以推进研讨生教育打开，已是如箭在弦而蓄势待发。

(二)教育学科打开到较高期间的必定

清末民初教育学科体系日益完善，为研讨生教育的发生供给了学科预备；各高校研讨院所的树立，为研讨生教育的发生供给了机构保证；必定质量本科生的培育及许多留学生的归国，为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供给了人才支撑。

第一，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学科预备。清末“新政”时，国人也初步撰写教育学科教材，创建教育学科理论，初步树立学科体系的根柢规划。《壬寅·癸卯学制》的颁行，从法令上保证了教育学科在教育体系中的合法方位。《壬子·癸丑学制》的施行，不只将“教育学”列为师范学校各科必修类别之一，“教育首宜授以心思学、论理学之要略，进授教育理论、哲学发凡、教授法、近世教育史、教育准则、学校打点法、学校清洁及教育实习”[5]，而且规则高级师范学校“得设专修科”[6]。1915年9月，北京高级师范学校树立教育专攻科，初步方案教育学科课程内容有“教育学、我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世界教育准则教育行政、教授法保育法、学校打点法及学校清洁学”[7]，然后将学制方案转化为实际操作。1918年5月，南京高级师范学校添设教育专修科，专业人才培育的课程愈加丰厚[8]：

实习道德、道德学、我国道德学史、西洋道德学史、心思学、教育心思学、教育学、我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东瀛教育史、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各国教育比照、学校组织及打点法、学校清洁与设备、作业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务查询陈述法、学务计算法……教育研讨陈述、实地教授及赏识。

1920年，北京高级师范学校开办教育研讨科，发布的《教育研讨科简章》断定了“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准则、教授法、心思学”[9]等教育学科体系。可见，从教育专攻科到教育专修科、再到教育研讨科，教育学科的课程越来越丰厚，办学层次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学科体系日趋老到，学科建制日益完善。

第二，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机构保证。民初颁行的《大学令》规则：“大学为研讨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10]1917年9月，教育部颁行《批改大学令》，侧严峻学得“设大学院”。[11]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大学组织法》，进一步清楚“研讨深邃学问，养成专门人才”的办学主旨及施教方针，再次偏重“大学得设研讨院”[12]。在这些规章准则的辅导下，各高校接连初步筹设研讨院所，打开研讨生教育。1930年4月，第次全国教育会议经过《改进高级教育方案》，不只从办学经费、图书设备、师资部队、学生本质等四大中心要素，对研讨院所的设置资历做出清楚需求，而且对其组织规划、内部设置等做出具体规则。为了进一步完善研讨生教育准则，1934年5月，教育部发布《大学研讨院暂行组织规程》，对大学研讨院所的性质、组织机构、研讨生资历及考试、肄业年限等，都做了共同规则。这是近代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研讨生教育而拟定的法规，使得研讨生教育进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期间。在该法案中，教育研讨所的合法方位也得以断定。“研讨院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研讨所，称文科研讨所、理科研讨所、法科研讨所、教育研讨所、农科研讨所……”[13]。1935年，《学位公布法》颁行，使得与研讨生教育有关的学位疑问亦获得合法处置[14]：

曾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学或独立学院之研讨院或研讨所持续研讨两年以上，经该院、所查核成果合格者，得由该院、所提出为硕士提名人。硕士学位提名人考试合格，并经教育部复核无异者，由大学或独立学院公布硕士学位。

至此，从国家法制层面，将学位准则与研讨生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对共同学科标准、严肃学术需求起到了活泼的作用，也愈加契合世界高级教育打开趋势。

第三，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人才支撑。自1915年北京高级师范学校增设教育专攻科后，国内大学初步广泛设置教育系科。据《初度我国教育年鉴》计算，1934年全国高校教育学系(科)设置分布如下：大学中有国立北京大学等9所、省立安徽大学等9所、私立大夏大学等17所；独立学院中有省立山西教育学院等4所、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等7所。[15]教育学科除在办学规划上扩增外，办学层次也得以前进，特别是1922年“高师改大”运动后，教育领域的学术研讨遭到分外的注重。如北京高师改为师范大学后，培育意图“已不限于中等学科教师之培育，而兼以培育各种教育之专门人才矣”[16]。南京高级师范学校升格为东南大学后，将“拔擢教育研讨人才”[17]定为教育学科办学的首要方针。

清末民初教育学科教师绝大大都是留学日本的学生。新文明运动前后，教育系科的教师绝大大都为留美学生，其间，结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留学生占恰当比例。他们“师知名家，学有特长，受过全部的西方教育的熏陶和科学办法的练习，视界开阔，富于改造，对国内教育现状极为不满，需求改造的期望特别激烈。”[18]一方面，他们大力引入和宣讲西方教育理论，着力前进我国教育学科的学术水准。如胡适、李建勋、陈鹤琴、陶行知、廖世承等人，回国后即赴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学校担任教职，充分了教育学科领域的师资力气。另一方面，他们活泼打开教育实习，协助各校筹建教育系科、研讨机构，立异教育办法，培育专业人才。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集聚起来的这些人才本钱，为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打开供给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二、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打开

从研讨机构的创设到人才培育方法的定型，从招生考试到课程设置，从科学研讨到学位公布等，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逐步探究出一套较标准的准则体系。因为其时条件缺乏，教育学科博士研讨生教育一向没有打开，故这篇文章探析的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特指硕士层次的研讨生教育。

(一)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机构的设置

早在1920年头，北京高级师范学校就初步了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测验。因为“从学制上看，它并非是大学本科之上的教育；再从教育实习来看，学子并未选择某一专门方面进行深研”[19]，故而只能将其视为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萌发。

庄泽宣认为，要研讨我国的教育疑问，“应中选一个全国适中的当地，设一个教育研讨所专做这件事”[20]。中山大学于1927年秋初步预备树立教育研讨所，并于次年2月正式树立，“我国有此种教育专门研讨机构，实以此为嚆矢”[21]1。研讨所下设教育学部和教育心思学部，庄泽宣任主任，并于10月初步接收研讨生。1933年8月，崔载阳继任主任，研讨所按实验心思、一般教育、社会教育及教育行政等四个方向进行研讨和培育研讨生。

1931年9月，北平师范大学研讨院教育科学门树立，并树立“研讨深邃学术，增进关于教育界及学术界之奉献”[22]的主旨。在此基础上，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讨所于1932年8月正式树立。该所研讨以“研请教育实践疑问，培育教育学术专家，?鸭帐安⒈嘧敫骺平滩摹盵23]为首要使命。至此该校培育教育学研讨生的方针现已非常清楚。

20世纪30年代中期，心思学家艾伟提出：“深以吾国改进教育之途径，舍实验而莫由。”[24]他掌控中心大学教育学院后，主张树立教育实验所，对教育疑问进行科学研讨和培育专业人才。1934年2月，教育实验所树立。5月，改称为教育所。6月，初步接收研讨生。

抗日战争全部迸发后，北平师范大学奉令迁至陕西西安，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几所高校兼并组成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6月，教育部令西北联大筹设师范研讨所[25]：

本大学师范学院师范研讨所业于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一日预备完竣，并已初步作业，经本大学常务委员第五十七次会议，抉择聘请教育系主任兼师范研讨所主任。

随后，该校发布《师范研讨所规章》，不只断定“研讨深邃教育学术，练习教育学术专才，及协助师范学院所划区教育行政机关研请教育疑问，并辅导改进其教育设备”[26]的办所方针，而且还对研讨所的组织规划、研讨生入学资历、培育方法等都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则。1938年7月，根据教育部变革师范教育的有关规则，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建制，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讨所持续处置。1943年，研讨所随西北师范学院迁至甘肃兰州，变成我国西部区域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培育的重镇。

抗战成功后，北平师范大学在北平复校，北平师范学院正式树立。1947年10月，该校树立教育研讨所，断定以“教育理论与实践疑问之研讨，各级学校各科教材教法之研讨及教育学术与学科专业人才培育”[27]教育方针。此外，在1946年，北京大学文科研讨所增设教育学部，后改称教育学研讨所。浙江大学于1948年增设教育学研讨所。这两所新增的培育机构健壮了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力气。可是，受社会局势骚动的影响，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研讨生教育难以正常打开作业。

综上所述，现将近代我国从事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机构的前史变迁，总结简括如下表(见表1)。

(二)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施行

前期的研讨生教育均由各高校自立规则，根柢上处于各自为营的情况。《大学研讨院暂行组织规程》《学位公布法》颁行后，各高校拟定规章及人才培育细则，构成了一套较为无缺的准则体系，然后使研讨生培育逐步走上正轨。

第一，清楚应考条件。1934年早年，各教育研讨机构的招生目标不限制为大学结业生，报考条件较广泛。例如，中山大学教育学研讨所规则其报考资历为[28]：

(甲)在大学结业，曾习教育学，并任职教育界1年以上者；(乙)在高师结业，曾任职教育界2年以上者；(丙)在大学专习教育学，肄业2年，并曾任职教育界2年以上者；(丁)在师范学校或中等学校师范科结业，曾任职教育界5年以上，成果确系昭著者。

《学位公布法》发布后，各高校正招生方针进行调整，清楚报考条件，严肃报考资历。例如，1935年10月，中山大学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讨所规章》，清楚规则报考资历：“国立省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结业生；国立省立或立案之私立教育学院(独立学院)结业生；或国外教育科结业生”[21]3，经过入学考试，方能入所肄业。中心大学师范研讨所则规则报考资历：“结业于国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体魄健全，有志进修者”[29]，经入学考试合格，方能入所肄业。西北联合大学则规则：“师范大学或其他国立省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教育系结业者；国立省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学其他学系结业，曾在中等学校效能二年以上者。”[30]26一起，为了招引优良本科结业生报考，该校还施行了免考方针[30]26：

师范大学教育系结业，成果总均匀在七十五分以上，或教育计算、教育心思、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四科均匀成果在8非常以上者；或师范大学他系结业生，自愿研讨各科教材教法，其均匀成果在七十五分以上，本系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均匀在8非常以上者免考。

西北师范学院也一向沿用着西北联大时期拟定的应考条件。

在考试方面，各高校根柢采纳面试和书面考试两种方法。面试偏重查询学科根柢常识疑问；书面考试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其间公共课包括国文、外国文(英、法、德文任选一种)、党义；专业课则由各培育机构自行抉择，偏重查询学生的专业才能。例如，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讨所的考试类别是“教育心思、教育计算和教育行政。”[31]西北联合大学则规则：“教育系结业者，考试国文、英文、教育概论、教育心思、教育行政、教育计算；其他学系结业者，考试国文、英文及其结业学系之专门类别。”[30]中山大学教育研讨所教育学部考试类别包括：教育学、社会学、教育心思学、教育研讨办法；教育心思学部的考试类别则有：生物学、一般心思学、教育心思学、计算测量学。从考试内容上看，各教育研讨机构在应考重生时，不只垂青学生的专业基础常识和才能，而且非常偏重学生的归纳本质。

总之，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应考准则，从无到有，逐步走向专业化和标准化。前期研讨生招生仅对学历提出清楚需求，考试非常宽松，短少对学生基础常识的体系查核。到民国中期今后，严把研讨生进口关，应考不只对学历有清楚需求，而且还需要经过严肃的选拔。

第二，标准培育程序。近代教育学科研讨生培育大多实施学分制，将课程学习与学分堆集联系起来，采纳教育与科研相联系的培育方法。新文明运动前后，一大批留学生特别是留美学生回国，他们极力主张经过体系的课程教育，使学生掌控体系的学科常识体系，夯实学科理论基础，为日后从事学术研讨供给耐久动力。因而，他们根据自个的研讨特长，开设必定数量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供研讨生修习。

中山大学以“求其教育学术造就更深，研讨技能更为熟练”[21]2的培育方针，清楚需求研讨生除须在导师辅导下打开课题研讨、撰写结业论文外，还须修习27至36学分的专业课程。研讨所不只按学部拟定课程方案，而且还编订课程大纲，具体列出各门课程的教育意图和教育内容。在课程方案方面，以1936年课程设置为例，其间教育学部的课程包括：教育研讨办法、高级教育心思学、高级教育社会学、课程研讨、教育行政疑问、教育专史研讨、教育哲学疑问、我国教育疑问研讨、大学各科教育法、村庄教育研讨；教育心思学部的课程有：教育研讨法、高级教育心思学、高级教育社会学、学科心思疑问、心思学派系、生理心思学、实验心思学、反常心思学、大学各科教育法。[21]3-10各门课程均开设一学期，每周授课3学时，计3学分，且肄业年限至少2年。在课程大纲方面，兹以“课程研讨”为例[21]5：

课程称号：课程研讨；教育意图：使专家明晰各家课程理论，及编订各级课程之根据，以备关于课程之改进有所补助；教育内容：(1)课程意义，(2)编订办法，(3)学科组织，(4)教材辨别，(5)课程功率之查核，(6)方案课程，(7)各级学校课程，(8)民众学校，(9)类别分配与时刻疑问，(10)改造原则。

1933年9月28日，在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讨所的开学典礼上，主任导师李建勋偏重，“研讨所是为练习教育之专门人才及研请教育疑问而开设”，其课程“除一二类别外，乃多偏重研讨的办法”，“其所以然者，乃在培育学生研讨之才能”[32]。随后，该所拟定了具体的课程方案，其间必修课程包括：教育研讨法、教育查验法、教育实验法、高级教育计算；选修课程则有：学务查询、课程研讨、村庄教育及其研讨法、高级教育心思、教育哲学及其研讨法。各课程的学分核算，“每周上课二小时，并课外自修六小时，历半年为三学分”[33]，修完规则学分方可进入撰写结业论文期间。西北师范学院的培育方法分两有些，“一为学问之培育，一为技能之练习”[30]26，其间，学问之培育是指研讨生须按规则修习30学分的课程；技能之练习是指研讨生环绕西部区域高级、中等和师范教育进行专题研讨。中心大学教育研讨所恰当注重研讨作业，课程设置相对较少[34]：

采纳学生自行研讨为主，导师授课为辅的教育办法，即便在课堂上，导师也只进行纲举目张的说明，多选用启示谈论的教育方法，培育学生独立研讨的才能。

综上可知，教育学科研讨生的培育首要以打开专题研讨，撰写论文为主，一起还有必要修习必定学分的必修课程。各研讨机构的课程体系已恰当齐备，为保证培育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严肃结业查核及学位公布。研讨生修满规则学分，结束研讨课题，提交结业论文后，依《硕士学位考试细则》规则，还需要参加硕士学位考试，合格者方可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考试一般由学科考试和论文考试两有些构成，是对学科常识及论文内容的全方位检测。学校组织校表里专家构成考试委员会，对考生进行全部查核，需求异常严肃。

1937年3月15日，中山大学举办研讨院第8次院务会议，谈论第一届硕士学位考试事项。随后，又举办研讨院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初度会议，批改派过《硕士考试预览》，其间规则：“学科及论文考试标题由校内委员会同校外委员会拟定标题，由校表里委员会一起判定考试成果，每品种别考试以三小时为限。”[35]5月7日，中山大学第一届研讨生学科考试举办，7名教育学科硕士研讨生参加考试，10余名考试委员会委员轮流巡视。现将1937年度中山大学研讨生学科考试根柢情况计算如表2。

学位论文是研讨生培育作用的会集展示，最能反映研讨生的培育质量。《学位公布法》发布今后，教育部对学位论文的检查愈加严肃，需求各校有必要聘请校表里教授构成考试委员会，对学位论文进行审阅，审阅通往后方可组织论文考试或论文辩论会。西北师范学院则规则[26]73：

研讨生入学后须提出论文标题，由所主任指定教授一、二人辅导研讨，研讨期限至少二年。研讨生肄业期满时，应修毕规则课程，结束研谈论文，由所主任将研讨生肄业成果及研谈论文转送院长，提交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考试。经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考试及格并经教育部复核无异者，公布硕士学位。

中山大学需求参加论文考试的硕士提名人，须预备学位论文及论文大纲各两份，交由论文考试委员会审阅通往后，方可参加论文考试。现将中山大学研讨院第一届论文考试有关情况计算如表3。

论文考试通往后，才获得硕士学位公布资历。1943年早年，各大学公布的硕士学位，国家没有进行共同审阅。1943年今后，硕士学位公布由国家审阅把关，各大学研讨院所须将硕士学位提名人的论文呈交至教育部复核。复核时先请1位专家评阅，再提请学术审阅委员会常委会检查，经检查通往后，由教育部核准公布学位。1943年5月至1948年4月，教育部共审阅公布硕士学位232人，其间教育科26人；教育学科26人中，中山大学11人、中心大学8人、西北师范学院6人、政治大学1人。[36]

三、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特征

从单个教育家的大声呼吁到多所教育研讨机构的纷繁开办，从各自为营的活泼探究到政府共同引导下的标准打开，近代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呈现出显着的特征。

(一)办学规划不大，在学人数有限

从全体而言，教育学科研讨生的全体规划不大，招生人数在全国研讨生总人数中占比不高。

首要，从研讨所及学部的数量来看(如表4所示)。1936至1946年间，全国大学研讨所数量在高低中呈现增加的态势，特别是在1938年后教育部划拨经费，鼓舞人才和设备较好的国立大学恰当增设研讨院所，研讨所及学部数量都有了显着增加。而教育学科研讨所及学部数量增速较缓，根柢坚持在3所不变。直到1945年后，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和浙江大学三所院校接连新增教育学研讨所，才使得其全体规划有所扩展。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办学规齐截直未能得到较大前进，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学科全体规划无法与文、理等优势基础学科比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政府倡致使力于打开工、农、医等实科的辅导方针有关。

其次，从教育学科在学人数的必定规划来看(如表5所示)。全部抗日战争迸发后，尽管物质短少、条件艰苦，可是研讨生教育没有中止，反而因为国家对高档专门人才的需要加大，研讨生的招生规划不断扩展。教育学科研讨生在校人数于1939年后有较大高低的增加，此后几年根柢坚持在30人支配。1945年教育学科在校研讨生人数抵达38人，创近代以来的前史最顶峰。怅惘的是，抗战成功后，教育学科招生规划未能持续坚持增加的气势，在校研讨生人数急剧降低。

最终，从教育学科在学人数的相对规划来看。就8类学科研讨生的在校人数占当年研讨生总数的比重而言，教育学研讨生从1938年至1947年间所占比重别离为：7.7％、11.8％、12.5％、11.1％、11.2％、8.3％、7.1％、8.2％、7.2％、6.4％，呈现出高低中逐步降低的趋势，这与全国研讨生总在学人数高低中逐步增加的趋势相反。

(二)师资力气雄厚，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

各教育研讨机构树立之初，即聘请了一大批在国内已获得卓著学术作用，特别是具有海外留学布景的教授来担任研讨生导师。以中山大学教育学研讨所为例，1928-1937年间先后在研讨所担任研讨及辅导作业的教授有近20人(如表6所示)，其间80％以上的教授有出国留学阅历，且以留美为主。他们中的大有些结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等世界出名高校，大都获得博士学位。此时的中山大学教育学研讨所可谓大师集合，人才辈出，为培育高质量的研讨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讨所的师资也不破例。尽管在研讨所树立之初，地处陕南，交通不便利，没有聘到闻名教授，但他们一向没有扔掉对名师的寻求。在研讨所主任李建勋的活泼运作下，鲁世英、程克敬、齐国梁、王凤岗等一批出名教授先后来所任教，且70％以上的教师有海外留学阅历。其间李建勋结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鲁世英有着美国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肄业阅历，获得硕士学位；赫耀东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高文源结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the univeysity of michigan)，获得硕士学位；王凤岗结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刘亦珩、齐国梁曾赴日本留学。1931-1939年间，在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讨机构任职的李蒸、李建勋、邱椿、周学章、杨亮功、陈雪屏等都有留美阅历。1934-1949年间，在中心大学教育学研讨机构任职的许恪士、艾伟、徐养秋、罗廷光、萧孝嵘、杜佐周、邰爽秋等教授也都有海外留学阅历，除许恪士留学德国外，其他无一破例都是留美归来者。一起，曾任以上4所大学教育研讨机构的担任人，如，庄泽宣、崔载阳、李蒸、李建勋、艾伟、徐养秋等6人，全都有海外留学阅历且都获得博士学位。

综上可知，为培育高质量的教育学科研讨生，各教育研讨机构广纳贤才，活泼包括海外学成归来者充当导师，不只保证了高水平的教育质量，而且在必定程度上推进了教师学术才能的打开，然后前进了教育学科的全体水准。

(三)严进严出，培育高质量的人才

近代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注重学术研讨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着力培育习气社会需要的教育人才。各教育研讨机构高度注重教育质量，采纳“严进严出”的培育机制。例如，1935年10月，中山大学发布《国立中山大学研讨院学则》，其间第三章规则了成果查查办法[37]：

本院各类别皆举办查核，查核分暂时、学期及学位考试。必修科学期查核由各所所务会议推定教授3人掌管，会同判定成果。凡全年景绩有三分之一不及格者，经院务会议经过，令其退学。

该校先后共招9届教育学科研讨生，在1946年前经过学位考试而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只需21名，占入学总人数(50人)的44％。其他高校也不破例，对研讨生培育恰当严肃。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讨所“本宁缺毋滥主义，以培育学生研讨之常识与技能，关于上课、考试、辅导极为细心，平素不尽力，考试获及格者，可谓绝无。”[38]西北联合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遵循这种严肃的办学个性，两校共选择研讨生51人，除退学休专家外，实践培育学生31人，其间公布硕士学位者仅6人。

研讨生结业论文选题重视教育现状，偏重处置实际中的教育难题。中山大学教育学部的研讨多触及初等教育的课程修订、教法改进、教材编制等疑问；教育心思学部则会集在中大学学生学习心思特征、编纂民众字典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崔载阳曾指出：“咱们研讨的倾向从教育疑问之单个的谈论与知道转到国家教育之悉数的树立与试行……这些研讨不是全般的、归纳的，就是使用的，行为的。”[39]其他教育研讨机构在培育研讨生时也力求为实际效能。如1943-1948年间，中心大学教育学科研讨生的研讨首要会集于对中大学生教育心思和儿童才智查验等方面，这些为辅导大学教材的编写，推进中大学教育的打开发扬了活泼作用。西北师范学院打开的研讨多触及西北区域中等教育的师资培训、教材编制、学生往常日子的辅导等方面。总之，这种着眼时局、地域及本身特征，在实践研讨大学习的培育方法，不只极好地培育了研讨生稳重细心、吃苦结壮的科研情绪，前进了科研才能和水平，保证了较高的教育质量，而且为推进其时惨遭烽火浪费的我国教育作业的恢复和打开做出了杰出奉献。

近代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办学成效显着。一方面，跟着各高校教育研讨机构的持续探究及政府有关方针法规的逐步完善和出台，在人才培育、学术研讨、学位公布等方面渐趋准则化、标准化、科学化，初步构成了我国教育学科高层次、专门性人才的培育方法，为我国教育学科研讨生教育的长足打开堆集了名贵经历；另一方面，各教育研讨机构采纳安身时局和地域，重视社会需要，实施严进严出的人才培育机制，为我国教育作业的打开培育了一批高质量的归纳型人才。他们学成之后，有的变成大学教授和研讨员，有的变成教育行政中的打点骨干，还有的变成学科领域内的中坚。他们辅导教育变革，打开教育实验，为改动近代我国的教育现状做出了应有的奉献，亦为其时我国研讨生教育的良性打开供给了有利的启示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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