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与唐朝马都山之战考——兼论对唐北部边疆的影响*

刘加明, 苗 威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渤海(698～926)存国二个世纪余，其与唐朝恭礼有序，成为以唐朝为中心的藩属体系内的典范属藩。然而在其发展之初，曾经尝试扩大势力范围，并西向与唐朝短暂交锋。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二十一年，渤海“引兵至马都山”与唐朝兵戎相见，不过《资治通鉴考异》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出兵至马都山的是契丹首领可突于。综合《乌承洽神道碑》《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等史料可知，渤海参与马都山之战是实有其事的，其行兵路线是沿小凌河绕过营州而抵达马都山，配合契丹、突厥，加入到对唐战争中。战争虽以唐失利告终，不过成为唐朝调整北疆经略的转折点，一方面加快军事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有效控制契丹和突厥的势力膨胀。渤海国亦通过战争惊觉唐朝在东亚世界中不可撼动的地位，转而放弃依附突厥，与契丹关系恶化，至诚事唐，并致力于向北部的牡丹江下游地区拓展，最终成为“海东盛国”。

[关键词] 渤海国；唐朝；马都山

7世纪中后期，东亚世界格局经历了重大变动，高句丽、百济等势力集团先后解体，新生的渤海在唐朝的东北隅立国，至唐朝进入到第二个“盛世”时，渤海也积累了相当的力量，蓄势进取。开元七年(719)，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继位，其在位期间对外“斥大土宇”，积极向周边扩张疆域。当时渤海国的西邻，契丹衙官可突于杀其部落首领娑固和奚王李大酺，生擒安东都护薛泰，揭示出唐朝北疆所存在的隐患。而此时唐朝对北疆各势力主要以“羁縻”形式控制为主，重在安抚，以维护自身为中心的藩属体系。这就导致唐朝在开元年间处理北疆事务时屡屡处于不利地位。但开元二十一年(733)，在马都山由契丹、突厥、渤海联合发起的对唐战争却成为唐朝应对北疆不利局势的转折点。战争虽以唐朝失利告终，但战后唐朝调整了经营北部边疆策略，使唐朝北疆局势发生改变。

关于马都山之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对渤海进军马都山的交通路线的考述，[注]金毓黻和禹硕基认为渤海国行军路线为经过营州至马都山。二是对渤海国在马都山之战中与契丹人关系的论述，认为马都山之战前渤海国与契丹的关系就较为紧密，[注]并且渤海国引兵至马都山得到了契丹人的帮助。[注]三是从唐朝、突厥、契丹视角出发分析马都山之战，或将马都山之战视为开元年间唐朝北疆边患的一部分，[注]或在突厥历史事迹编年中论及马都山之战。[注]

不过综合观之，目前学界对马都山之战的关注程度尚显不足，如对于战争的详细过程，战争中各势力的关系，以及战争对参战势力的影响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都还缺乏细致的分析。究其原因，或是史料对战争记载过于简略，以致有古

人对渤海国是否引兵至马都山并参加战争都提出质疑。因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从渤海国与马都山之战关系入手，按照战争发展时间的先后逻辑顺序，首先辨析渤海国是否引兵至马都山，然后考证渤海国进军马都山的路线，进而讨论战争详细过程及战争中多股军事力量的关系，最后分析战争对唐朝北疆局势所造成的影响。

一、渤海国“引兵至马都山”史料辨析

据《新唐书·乌承玼传》记载：“渤海大武艺与弟门艺战国中，门艺来，诏与太仆卿金思兰发范阳新罗兵十万讨之，无功。武艺遣客刺门艺于东都，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堑以大石，亘四百里，虏不得入。”[注]依据此史料可知渤海王武艺曾带兵至马都山，攻占城池，又被乌承玼将军阻拦。《资治通鉴考异》(下文简称《考异》)对此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新唐书》的此段记载依据韩愈所记的《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下文简称《乌公先庙碑》)，但对《乌公先庙碑》理解有误解。《乌公先庙碑》记载：“尚书管平卢先锋，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注]《考异》认为此处应理解为平卢先锋在捺禄山击败可突于(亦作干)，后可突于逃至渤海海边，又到马都山，与唐朝爆发了开元二十一年的马都山之战，这样马都山之战就无渤海国参加。[注]《考异》中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渤海国引兵至马都山一事，除韩愈(768—824)的《乌公先庙碑》中的有关记述之外，与韩愈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许孟容(743—818)所撰《乌承洽神道碑》对此也有所提及，韩愈和许孟容所记为同一人，相同的生平事迹，但却是两块碑刻。关于此问题刘真伦曾做过精要的考述，认为“韩愈记载的乌承玼碑及庙宇，为皇帝所赐，立于长安崇华里，时间为元和八年，而许孟容撰《乌承洽神道碑》则是立于乌承玼所葬之处华阴告平里，时间为元和七年”[注]。

可惜许孟容《乌承洽神道碑》记载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所幸朱熹的《昌黎先生集考异》[注]、魏仲举编《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注]等文献中曾引录许孟容撰《乌承洽神道碑》相关内容，尤其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处记载，“渤海王武艺，出海滨至马都山，屠城邑，公以本营士马防遇要害”[注]。由此可以明确渤海国确实曾出兵至马都山，而《考异》否定渤海国出兵至马都山，是因为其错误理解韩愈《乌公先庙碑》的意思，并且没有注意到许孟容所撰《乌承洽神道碑》。

其次，《考异》否定渤海引兵至马都山存在3个问题。其一，《考异》认为《新唐书·乌承玼传》中记载渤海国“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出自《乌公先庙碑》，但此传中还有“武艺与门艺战国中”一处重要事件是《乌公先庙碑》中所无，因此说明《新唐书·乌承玼传》所记渤海国引兵至马都山并非完全出自韩愈撰《乌公先庙碑》。其二，《考异》认为平卢先锋在捺禄山击败可突于，后可突于逃至渤海海边，又到马都山。但平卢先锋在捺禄山打败可突于是开元十八年(730)之事，而后可突于与唐在马都山作战是开元二十一年之事。并且期间开元二十年(732)唐朝还曾与契丹作战，“祎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遁。”[注]因此，平卢先锋在捺禄山败可突于，与后来可突于至马都山显然是不相联系的两件事。[注]其三，上文韩愈撰的《乌公先庙碑》出自于宋人所编《文苑英华》，其成书年代早于《考异》，记“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而《文苑英华》中为此句做注时，有李邴认为应是“渤海扰海上，诸本脱扰海二字”。其后朱熹在《昌黎先生集考异》中，亦记为“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注]宋代为韩愈文集做校注多达上百种，而《考异》所引“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亦有可能是所引文本脱“扰海”二字。

再次，从当时渤海国与唐朝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分析，二者的关系恶化，也极有可能发生战争。渤海建国初期内部就凝聚了靺鞨、契丹、高句丽、汉人等多支民族力量，[注]尤其是在渤海国南部曾受制于安东都护府的高句丽遗民迅速转向支持渤海国，[注]严重削弱了唐朝在东北地区的控制力。为了牵制渤海国，唐于开元七年(719)册封渤海国北部的黑水靺鞨为勃利州刺史。[注]这使渤海王大武艺感到腹背受敌。于是大武艺派遣同母第大门艺北击黑水靺鞨，但大门艺战场上抗命，引兵回国，与武艺战于国中。后大门艺战败，“弃其众，间道来奔”唐朝。这场斗争表面上看是大门艺代表的亲唐派与大武艺代表的抗礼派在对唐态度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大门艺在争夺王位失败后选择入唐寻求庇护。[注]唐朝私下收留大门艺，大武艺对此事怀恨在心。并且大武艺终身奉行“斥大土宇”的强势对外政策，终于开元二十年渤海国主动进攻登州，而唐朝则分兵两路对渤海国进行反攻，其中一路便由大门艺领兵攻击渤海国，但都未取得成功。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元二十一年，渤海国出兵至马都山并与唐朝军队发生武力碰撞。

二、渤海军至马都山的路线

欲考证渤海国进军马都山的交通路线，首先必须明确马都山的地理位置。马都山亦作“都山”，学界对其具体位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都山位于青龙河和滦河之间，今天河北省青龙县的西北。[注]另一种观点认为马都山位于今辽宁建昌县的南部大青山。[注]我们认同前者，理由有二：

其一，《嘉庆重修一统志》记：“在迁安县东北一百五十里，一名乌都山，唐开元二十一年郭英杰与契丹战于乌都山即此，山高三十里，周倍之。杰出塞外，为卢龙之镇山，雪集其巅，经夏不消。其水中分，东归渝西入滦。”[注]在现今青龙县西北部即有高山名为“都山”，与史书中记载都山名字一致，附近亦无山峰与此山重名。此山为燕山山脉东段的一座名山，主峰海拔1846.3米，为现今秦皇岛市内第一高峰。而此山与《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记“都山”位置完全吻合。青龙县西北部的都山正位于今迁安县东北150公里，在山的顶部有成片的石头堆，称为“石海”，寸草不生，由于“石海”上面多有苔藓，而苔藓多为灰白色，所以也就出现了古人所说“雪集其巅，经夏不消”的假象。[注]

其二，《元一统志》记：“都山在惠州东南二百里。”[注]元代的惠州即为距今天河北省平泉县南二十里的察罕城，[注]然而娄雨亭先生在《都山位置考》一文中指出“惠州距离今日青龙县西北部的都山要小于200里”。那是因为元代的距离测量单位“里”，与今日的“里”有较大的区别，“元代1里为240步，其长度大大小于今天的500米”，[注]并且古人在记录距离之时也并非如现今计算地图上惠州至都山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古人测量的实际里数应比现今从地图上测算距离长得多，如此元代惠州至今河北省青龙县西北部的都山为200里是符合的。

明确马都山位置之后，再来探究渤海国向马都山进军的交通路线。在隋唐时期中原与东北地区交往除途经营州一道路外，亦有出榆关(今抚宁县榆关镇)沿辽西的傍海一侧至锦州后到东北地区，[注]隋唐东征高句丽即可能多次沿辽西傍海一侧至辽东地区。而金毓黻先生则提出此次渤海国是路出营州至马都山。虽然营州曾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重要道路据点，渤海国亦专有营州道至中原，但笔者认为渤海国此次进军马都山，应是由都城出发至滨海的锦州至马都山，并没有经过营州。原因有三，其一，《乌承洽神道碑》明确记载“渤海王武艺出海滨，至马都山”。“出海滨”说明此次渤海进军并非由原来的内陆营州进入中原，而是其它靠近海滨的道路。其二，渤海国进军不应途经唐控制东北地区的重镇营州。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圣历元年(698)营州之乱后，营州治所一度南迁渔阳，后于开元五年(717)又重置营州于柳城，[注]此时营州对周边部族的控制力定不如从前，但直至开元二十一年马都山之战发生之时，唐朝的营州建置一直存在，并且唐朝于开元五年在“营州置平卢军使”，七年又“升为平卢节度使”。[注]可见唐朝对营州这一关键位置的重视，所以渤海国想行军过营州绝非易事。其三，唐朝的安东都护府已于开元二年(714)由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山城)南迁至平州[注](今河北卢龙)，这意味着唐朝对辽东的控制力大大减弱，有学者认为唐朝已经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注]这使渤海国可顺利从当时都城所在地敦化一带过今天的桦甸(渤海长岭府)、抚顺，南下至锦州。

然而渤海国亦不可能出锦州后沿辽西傍海大道行军至唐军出兵的榆关，再至马都山。所以，渤海国应是出锦州后沿小凌河溯流而上，过大柏山关隘，至大凌河后到现今喀左县一带，进入古人出入塞的卢龙古道，然后由大凌河西源而上再进入河北青龙县至都山。据王绵厚、李健才先生《东北古代交通》中考述的重要遗址，[注]及王海先生的《燕秦汉时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一文，[注]可将此交通路线勾勒如下：渤海国军队至锦州后，由锦州沿小凌河而上，沿途经过朝阳县东大屯乡松树嘴子村，朝阳县黑牛营子古城，朝阳县羊山镇五佛洞古城，行军至此，则面临要穿越今天的大柏山关隘。《晋书》记载：“段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遣封奕率骑潜于马兜山诸道。”[注]王绵厚先生认为此马兜山即大柏山，表明东晋时即可从小凌河一带过大柏山关隘至大凌河进攻柳城，而渤海国此次行军亦经过大柏山关隘，但并没有至柳城，而是向南进入大凌河的古代道路，依次经过朝阳胜利乡汉魏城址、喀左县羊角沟乡小黄杖子村、羊角沟村城址遗址、再南行至喀左县大城子，至此大凌河古道又分为东、西两条，而渤海国此次行军应是走西路，又经喀左县六营子墓群，凌源县三官庙子乡“城子山”和“小城子”城址，再西行至凌河乡安杖子古城，在此城内发现十数块封泥，是古代军事交通的明确信物。过安杖子古城向南与河北省青龙河河谷相接，又经过平泉县台头山乡三家村古城，凌源县三十家乡北宫村汉代遗址，大河北乡大窝铺汉代遗址，即到达青龙县西北部的马都山一带。

三、马都山之战过程及渤海国在战争中的地位

关于马都山之战的具体作战过程，唐朝樊衡所做《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以下简称《露布》)对战争有详细描述：“契丹西连匈奴，东抅渤海，窥我阿降奚，我是以有卢龙之师。当是时也，四蕃云屯，十万雨集，动兵鼓噪，声闻百里……势欲朝驱降户，夕通河朔，我行军七千，乘天假威灵，黜之硖石，斩单于之爱子，熸契丹积卒，众虏奔逃，扶伤不暇，于是从散约解。”四蕃即指突厥、契丹、渤海、奚，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唐朝在此战中是胜利的一方，而《露布》又记唐将士想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恰逢此时唐朝又有敕令，让薛楚玉讨伐契丹、突厥、渤海等部落。因此，又有乌知义、裴旻、李安达、李良玉、李永定领兵追击契丹、突厥及渤海，“以四月二十三日夜……乌知义都统主中权，二十五日收获南驱，二十七日次于乌鹘都山，前后大小三十一阵，旗鼓所向，莫不奔溃，野绝遗寇，万里肃清……以今月四日兵马并平安到平卢，蕃汉健儿惟六人损一人死。”[注]由这部分《露布》记载可知唐朝又一次在马都山取得大胜，但这与《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中所记的马都山之战有很大差异，《资治通鉴》记：“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注]通过《资治通鉴》所记会发现唐朝在马都山之战是惨败。

对于此问题金毓黻和岑仲勉曾做过相关论述，金毓黻认为《露布》中的“卢龙之师”即是《资治通鉴》中所记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的马都山之战，唐朝幽州节度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突厥、渤海作战，此战唐朝失利，导致郭英杰等六千官兵被杀害。应以《资治通鉴》记载为准确，唐朝出讨的“卢龙之师”失败。同时他又赞同《露布》所记四月二十三日后，薛楚玉遣乌知义等将领卷土重来，又攻克马都山，并于五月四日平安到平卢。[注]岑仲勉也同意《资治通鉴》中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马都山之战唐朝是失败的观点，但对《露布》中所记四月二十三日以后薛楚玉战胜契丹、突厥、渤海的盛况提出质疑，他认为这实际上应是樊衡为即将继任的幽州长史张守珪所做露布，竟讹传为为薛楚玉所做。[注]综合观之，笔者大致赞同金毓黻先生的观点，但对《露布》中所记四月二十三日以后的战争过程理解略有不同。

通过上文对《露布》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唐朝曾先后于“闰三月”和“四月二十三日”两次与契丹、渤海、突厥等在马都山作战。闰，“余分之月”，[注]三月之后又余出一个月为“闰三月”。对于在“闰三月”第一次马都山之战的结果应以《资治通鉴》记载为准。樊衡所做《露布》主旨是向朝廷汇报边疆将领的战绩，但明显其中有许多夸大战争胜果甚至不实之处。《露布》中所记“闰三月”第一次马都山之战唐军胜利，应为边疆将士相互勾结，欺骗朝廷的误报，这种情况在史书记载中是时常有的。[注]而《露布》中记载的在四月二十三日以后唐朝又收获南驱，第二次到马都山战胜契丹，是《资治通鉴》等史料中不见的。

那么是否如金毓黻所述，《露布》中记载的四月二十三日后，薛楚玉遣乌知义等将士卷土重来，又在马都山获得胜利呢？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海淀区八里庄京密引水工程工地出土了李永定墓志，李永定正是开元二十一年第二次进攻马都山的将领，该墓志中记载：“二十一载，节度使薛楚玉差公领马步大人，斩获俘级，不可胜书，制授忠武将军、左卫率府中郎将，仍袭伯父青山州刺史。”[注]由此我们认为，开元二十一年，薛楚玉应该在第二次进攻马都山时有过胜利，但笔者认为战果绝非如《露布》中所记如此盛大，否则唐朝也不会在马都山之战后立即职免去薛楚玉的职务，改派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并且《新唐书·薛仁贵传》明确记：“(薛讷)弟楚玉，开元中为范阳节度使，以不职废。”[注]因此，在开元二十一年这两次马都山之战中，唐朝肯定处于被动的劣势。《露布》谎报薛楚玉的胜利，后被朝廷识破，薛楚玉被免职，之后便不见于历史。同时笔者推测在四月二十三日后，唐军第二次兵临马都山的实际领导将领或为乌知义，因为在第一次马都山之战中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战死，乌知义率兵逃逸，战后他没有像薛楚玉一样被免职，反而在“开元二十四年(735)到开元二十六年(737)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注]。

接下来我们再来论述渤海国在马都山之战中处于何种地位，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在战争中渤海与突厥和契丹的关系如何。在开元年间(713—741)，唐疆域的北部主要活跃着突厥、契丹、渤海等部族，这其中以突厥最为强大。自营州之乱爆发后，契丹遭到唐朝和突厥势力的联合打击，逐渐“依附于突厥”，而东奔建立新政权的渤海国，在政权建立之初便遣使交突厥，后又与黑水靺鞨一同请“吐屯”于突厥，而后契丹和渤海则根据自身的实际利益摇摆于突厥和唐王朝两大势力之间，渤海国曾同时两属于唐朝和突厥。[注]而在马都山之战爆发之前，渤海国与契丹则同唐朝关系交恶，主要表现为：渤海国王大武艺由于唐私下收留了与大武艺内斗于国中的大门艺，而怀恨在心，就在马都山之战爆发的前一年还突袭了唐朝的登州；契丹当时执其国政的是“衙官”可突于，他弑杀部落首领，在马都山之战前曾于开元八年，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年3次与唐战争。[注]因此，当马都山之战爆发时，契丹和渤海国都依附于突厥。契丹“引突厥之众来合战”[注]，对此《毗伽可汗碑》也记载：“郭(Qugh)将军领四万军而来。我在Tüng?r(都)山袭击之。我消灭三万军，击溃一万军……奚人……”[注]，亦证实了突厥受契丹邀请参战。而渤海国为何又不远千里引兵至马都山呢？《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记载幽州刺史薛楚玉遣将攻打契丹，训斥契丹可突于背离唐王朝的圣德，“西连匈奴，东构渤海”，[注]苗威教授也曾提出渤海国的建国者大祚荣的族属是契丹人，[注]这都说明了渤海国和契丹在战前的紧密关系。因此，此次渤海国行军至马都山，与契丹和突厥形成军事联盟，一同对唐朝作战。那么在这个渤海、契丹、突厥的军事联合体中，渤海国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其具体投入兵力多少呢？相关史料无详细载，但可以通过对比参战的突厥、契丹的兵力情况加以分析。

关于马都山之战中参战兵力的情况，除《毗伽可汗碑》记载外，《旧唐书·郭英杰传》也有记载：“幽州长史薛楚玉遣英杰及俾将吴克勤、乌知义、罗守中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以讨契丹……其下精锐六千余人仍与贼苦战……尽为贼所杀。”[注]《新唐书·契丹传》及《资治通鉴》亦载唐军此次出征人数为1万人。依据上述材料可知突厥人记唐朝此次出兵为4万人，被突厥消灭了4万人，1万人逃跑。而中原史料则多记载唐此次出兵1万人，6千人战死，其余人可能与乌知义一同逃走。笔者认为突厥人在作战时并不了解唐军队实情或是夸大了自己的战功，唐军队应仅为“精骑万人”，突厥人过多的记载了唐朝的军队数量，从反面也说明突厥如想帮助契丹战胜他所谓的4万唐军，出兵应当过万。而契丹作为此次战争的挑起者，史料并未提及马都山之战中契丹兵力问题。但《新唐书·契丹传》记：“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注]由此可知契丹大贺氏联盟曾统胜兵4万。唐开元年间契丹“衙官”可突于“执其国政”，弑杀部落联盟首长，掌握了契丹部落联盟的军事大权。[注]并且在马都山之战前曾3次与唐在今河北北部一带作战，给唐朝北部边防带来极大困扰，所以契丹军事力量亦不容小觑。因此，笔者认为在马都山之战中，突厥和契丹应是主力军，渤海国长途跋涉作战，路途艰险，应在契丹的引路下至马都山，在战争中给唐朝造成的损失不如突厥和契丹，其作战地位是配合契丹作战。

马都山之战以唐军失利而结束，通过上述分析，会发现马都山之战中突厥、契丹、渤海兵力要远多于唐朝军队，这也成为唐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久，逃走的乌知义又重新组织力量对渤海、契丹、突厥联军发起反攻，[注]此时北方的黑水靺鞨和室韦又以五千兵力来援助唐朝，[注]这给渤海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渤海国亦被迫就此收兵。

四、马都山之战后唐朝北疆局势的变动

马都山之战虽以唐朝失利而告终，但战争之后，由于唐朝适时调整对北部边疆的经营策略，使唐朝在应对契丹和突厥的南下进攻处于被动局面得到了改变。在马都山之战前，唐朝对北疆的突厥、契丹、渤海施行“羁縻”政策，其控制形式主要以安抚为主。同时唐朝在北疆地区也屯有一定的兵力，曾在突厥地区设置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在渤海国南部以及东部设置有安东都护府。但是，各大都护府常驻兵力有限，如唐朝在灭亡高句丽之后，在其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关于屯有的兵力问题，《唐会要》记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擢其酋渠为都督及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武卫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以镇之。”[注]作为唐朝经略东北的重要根据地，安东都护统兵仅2万，本身已经兵力不足，但由于西部吐蕃入寇，都护薛仁贵被调离安东前去与吐蕃作战，2万军队随薛仁贵而离开的也不在少数。安北和单于都护府面临情况更是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北部的突厥来袭。而当北方部族大规模来犯时，唐朝一般则多派遣行兵大总管带兵征讨。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博反，聚众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为其所败，于是唐朝遣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十八万进攻突厥叛军，最终获得胜利。[注]战争胜利后，行军大总管及兵力多被中央调回，留部分士兵驻扎要地，成为军镇。[注]但此种遇有战事临时派遣将领和军队的兵制弊端也很多，当行军大总管主力部队撤离后，北方部族又来袭，留守的小型军镇又很难抵抗敌军来犯。于是唐朝逐渐在边疆地区设置长期驻守的军事长官和数目庞大的军队，后逐渐形成节度使制度，而在马都山附近主要有幽州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唐于开元二年(714)“置幽州节度”，开元五年“营州置平卢军使”，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节度”。[注]但此时节度使制度还并不成熟，随着后来“开元二十年，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幽州节度使除军事职能外还有行政管理权。[注]开元二十一年马都山之战后，张守珪担任幽州节度使，幽州及平卢地区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新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策反了契丹将领李过折，夜斩可突于。[注]之后契丹少有犯边，唐朝在与北部契丹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了主动权，甚至有安禄山多次主动出兵讨伐契丹。而唐朝北疆的另一个对手突厥，在马都山之战后，其领导人毗伽可汗被大臣梅录啜毒死，政权内部为了争夺王位发生斗争，亦逐渐走向衰落。

渤海国在此次马都山之战中的作战地位，主要是配合契丹与唐作战。由于远离自己的势力核心区，兼之长途跋涉等等不便，其参与作战的兵力与契丹相比数量较少，因此，战争对渤海国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但对于战争的深度参与，使渤海国清醒地认清自己周边局势，发现了唐朝施行节度使制度的不断成熟，以及突厥的衰落等现实状况，遂逐渐调整自身对外发展战略。

其一，主动向唐朝靠拢，远离突厥。开元二十二年，突厥曾派遣使者到渤海国，要求渤海与其联合攻打“二番”即契丹和奚，渤海不但没有答应契丹的要求，反而遣使入唐，将此事禀报唐朝，并向唐朝承认“往者误计，几于祸成”的惊觉，在“失道未遥”之际，知错而改，“闻义能徙”，得到了唐朝的谅解。[注]从此，唐朝和渤海国再无战争。开元二十五年(737)，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继位，多次向唐派遣使臣，学习唐朝先进文化。

其二，渤海国逐渐选择“北进”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在马都山之战期前，渤海二代王大武艺对外“斥大土宇”，开元二十年南下过海攻击唐朝的登州。后又南下与突厥、契丹联合进攻马都山。此时，渤海大有依附突厥，联合契丹南下与唐朝争锋之势头。而马都山之战后，如上所述的局势变化，使渤海向南扩张的势头大为减弱。并且由于渤海国和契丹势力范围紧邻，渤海曾专设扶余府抗契丹。因此，在马都山之战后，渤海和契丹极有可能从战时的联合到战后逐渐转变为敌人。而相比之下，在渤海国的北部牡丹江下游、黑龙江流域则是实力相对较弱的拂涅、越喜、铁利，包括黑水靺鞨等部落，那里也有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人口和资源，所以在马都山之战后渤海国渐将政权发展方向调整为北进。天宝末年，渤海国迁都上京成为其向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三，面对周边复杂多变的局势，渤海国积极主动与日本交流。开元十五年(727)渤海曾派使者首次到日本，“渤海郡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注]。学界认为渤海此次出访日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北部黑水靺鞨与南部唐朝的夹击局面，也是为渤海与唐朝抗争做准备。而在马都山之战后由于渤海国和契丹的关系逐渐恶化，同时北部黑水靺鞨依旧是渤海国的敌人，南部与新罗始终处于对抗状态。为了争取自身更有利的发展形势，渤海国更加坚定地与日本交流，据统计，曾先后派遣日本使团34次，日本回访13次。[注]这一策略一直持续到渤海国灭亡。

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期，东亚的局势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唐朝出兵灭亡了百济与高句丽，在其故地分别设置熊津都督府与安都都护府，将一度处于藩属地位的势力范围收回王朝直接治理；另一方面，北疆的突厥、契丹等势力则伺机自强，新兴的渤海国在观望与探索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马都山一战，虽然唐朝不是取得胜利的一方，但在战后，唐朝调整北疆经营策略，随着节度使制度成熟，唐朝有效地控制了突厥和契丹；渤海则清醒地明确了自身发展的定位，放弃联合突厥、契丹南进抗唐，转而逐渐向自己势力范围北部的牡丹江下游一带扩展。在诚服于唐的政治认同以及“车书本一家”[注]的文化认同的综合因素之下，此后双方基本没有干戈，在唐朝盛世的荫护下，渤海也成为“海东盛国”。

The war in Madu Mountain between the Bohai Kingdom and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s o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Tang dynasty

LIU Jia-ming & MIAO W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Bohai Kingdom(698-926),one of the typical vassal states of the Tang dynasty,survived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and maintained a goo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Tang dynasty.However,the Bohai Kingdom in its early period tried a westward expansion,a challenge to the Tang dynasty.A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records a war in Madu Mountain between the Bohai Kingdom and the Tang dynasty in 733 AD,but it was questioned in the book of Different Opinions on History as a Mirror which regards Ke Tuyu,the leader of Khitay,as the attacker.According to some historical data like those in some stone tablets,it is true that the Bohai Kingdom was involved in the war in Madu Mountain,whose marching route to Madu Mountain was along the Xiaoling River rather than Yingzhou.It was not the army of the Bohai Kingdom but the Khitay and Turkic armies that were the main forces.Though the Tang army suffered a defeat,the war in Madu Mountain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Tang dynasty to change its administrative strategy for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through a military reform and an efficient control of the Khitay and Turkic forces.This war was also a warning to the Bohai Kingdom that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indisputable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ast Asia.As a result,the Bohai Kingdom stopped its dependence on the Turkic and the Khitay forces,and submitted to the Tang dynasty.Then,it was devoted to the northern expans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Mudan River and at last became a prosperous vassal state.

Key words: Bohai Kingdom; Tang dynasty; Madu Mountain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9)04-0149-08

*[作者简介]刘加明，男，黑龙江双鸭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区域史。

[通讯作者]苗 威，女，吉林梨树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区域史，朝鲜半岛古代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高句丽、渤海问题’研究”(17VGB00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