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gyi
中国与日本近代建筑比较
日本位于中国的东部，在古代日本曾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在文化的根源上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来到近代，日本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在建筑方面与中国相比有着微妙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可能是决定性的。
在童寓的《日本近现代建筑》中指出，在1822年前后，日本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本土建筑师。在此期间尤于国家发展迅速，面临国际化的问题展开讨论，——保留本土特色还是“全盘西方化”，多种观点也是层出不穷，有人提出“全面欧化”，有人提出“与西方折衷”，也有人提出需要“自身进步”的等等不同观点。在随后几年中出现了“现代建筑应该偏向‘技术’还是‘艺术’”的争论。自然，我们知道这些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关于这些争议至今仍然存在，但正因为日本在通过实践来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让日本在近现代建筑领域有着诸多优秀的建筑师和辉煌的建筑成就。
现代日本优秀的建筑师大多数曾经师从赖特和柯布，所以在空间上会偏向赖特的流动空间运用和对于自然意象的有机性的反应，在建筑结构上也受到柯布“新建筑五点”的影响，例如东京西洋美术馆的架空底层，体现了“新五点”，和表皮的编织意象，体现了“建筑四要素”。如大阪府枚冈市听舍的檐部巨大出挑，是赖特曾使用过的手法——草原风格，也是对于日本古建筑的檐部的重新演绎（为考虑采光问题对与檐部的略微上翘也是赖特使用过的。）

时间来到现代，在这些优秀建筑师的影响下，新一辈的建筑师与前辈们在风格符号上对于古建的模仿不同，他们更加深入地探究古建等空间的潜力，从中寻求意象上的重现，（而不是解构主义的那种为新而新的拆解重组，新鲜感过后，索然无味）。例如安藤惯用的住宅手法，利用混凝土这种材料，将住宅表皮紧密围合，内部则留有中庭，各种功能的房间面对中庭的那一面使用玻璃落地窗，采光采雨，在内生活的人依然与自然对话。在一使用新材料时，仍能表达出日本传统与自然的相处关系。
再如安

藤的水御堂，在这个作品中，他主要使用混凝土与水的组合，同样能够表达出其中的宙空意境：人们从水面中央的阶梯进入底层的建筑内部，的出入水面时，能够体会到空间带给人的禅意体验。

这种对于传统空间本身的探究，能够让建筑的生命更加长远，也是对于古典理念的具象表达，同一种方式，可以表示出某种理念，同一种理念则可以有无数方式表达。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一批优秀中国建筑学者，梁思成、童寓、杨延宝等人，回国后投入中国的建筑教育行业中，也将他们母校的理念（带着教育模式）带入中国，这种理念就是现代所批判的“折衷主义”，后来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与古建生硬嫁接而成的洋楼和只满足于功能的洋房。随后有人对梁思成的古建大屋顶的批判，但无实际作用。1966年的文革，更是扼制了中国建筑领域方面的探索。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模仿与嫁接的阶段，但也有人能够产生突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优秀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相比下，贝聿铭坦言香山饭店的失败，这种转变跨过了三十年，在这期间他对于中国古建做了大量研究，去探寻古建在当下的再现。

尚在香山饭店之前出现的被认为是个成功的案例——冯纪忠的羽山庄，这座建筑，整体倚仗在山坡上，平面上运用了“l”形的交互产生出古建群落的曲折之感；在空间上运用了大屋顶所产生出的灰空间的变化，以及在地面铺装上使用的是马赛克方石，和肌理感十足的石砖，来区别不同空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山庄西部的房屋是倚托于底部一层的数块巨石而成，可能这是出于地块实际需求的无奈之举，但是这种与自然相互交叠产生的意象，让山庄锦上添花。这种使用新材料但仍能完美表达古典意象的实战让人惊叹，但这如此优秀而成功的案例似乎在意的人却不多。
中国与日本相较，中国的建筑领域仍然大部分处于初步阶段，在理念上趋于统一，很少有个人理念的践行；而日本较于中国起步偏早，在基于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多样多变的理念，造成这种局面与不同的国情与对待传统的方式有关。在看待传统古建的态度上，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在面对当下的建筑领域中，中国需要向传统学习。
非常工作室的作品，泉州小当代美术馆其材料取自于当地荒废的砖瓦，在理念上取法于古建而成的片墙和折面屋顶充分表达出古建中的空间意象。对于回收材料的再利用的环保理念，和对于古建空间本身的探究，就值当代建筑师学习。非常工作室还曾提出竹化城市的理念，和夯土建筑的实践等却于2003年受到批判，非常工作室的这些探究也没能继续下去。我认为，对于某种创新的评价不能停于表象，而因个人或其它原因而造成短视，“非常”的对于古典构建实验和日本本土建筑探索的初步时期有些相似之处，在中国今后的探索道路上，有可能于日本一样，不停留于符号的意象，而更偏向于意象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