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大学317名研究生被退学，七成因为学位论文不过关；另一边，清华宣布不再强制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两相对照之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事实上，严进宽出、文凭过剩、学无所用等对大学的质疑不绝于耳，改革早已势在必行。但是你一言我一语，不仅莫衷一是，而且偏离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曾指出：“为什么需要大学？这几乎不必要讨论；怎么样办大学？那光说不练不行；需要什么样的大学，这还差不多，此话题可以讨论，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学，千差万别，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别无选择。恰恰相反，大学办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外部条件的限制，但主观上的努力同样很重要。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到底该怎么走，仍在探索，还有商量余地。正因为没有完全定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才更值得诸位去体贴、关心、介入。”现在看来仍然历久弥新，让我们一同重温他的大学之见。

一、媒体中的大学

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这也是中国特色。这种关注，最终落实在媒体上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高考不用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每年上演的，是同样的节目，可公众百看不厌。从试卷的押运、考场的周边环境、考试那几天的气温、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每年都有。

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再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

你看，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这还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如研究生录取作弊，学术著作抄袭，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

我说“任何一个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学新闻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现在神出鬼没，无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经济、体育、娱乐。大学成为公共话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尔出镜，但更适合于专业著述或报刊文字。喜欢谈论大学话题，以致有时被介绍为“大学史专家”。这属于“美丽的错误”。因为，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与“大学史”，形近而讹。

我始终称，自己是大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是amateur，“爱美的”。五四时期，陈大悲等介绍西洋的业余演剧，并在中国提倡“爱美剧”，用的是英文amateur的音译。中国的教育问题，关系重大；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而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跟一大批业余爱好者的介入有关。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只有小学程度，可他的孩子上了研究生，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

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

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

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

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

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有一个疑问，如此局面的形成——即大学经常在媒体中露面，有无大学自身炒作的成分？应该说，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学五十大庆、百年校庆前后，总有大量宣传味道十足的连续报道。还有，需要抢夺生源的民办大学，比如吉利大学、西安翻译学院等，都有很成规模、带有明显广告色彩的长篇通讯。不过，一般情况下，关于大学的新闻，大多是媒体主动选择的结果。

我问过北大宣传部长，媒体喜欢谈论北大，是不是你们故意营造的？他说，校方很少主动出击，大都是媒体找上门来的。原因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来报道，太积极，很容易弄巧成拙。别的学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况而言，太多的媒体关注，太多的新闻报道（包括正面与负面），不是好事情。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该过分受制于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你到国外看看，人家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即过分看重曝光率。

几年前（2001），清华大学曾做出规定：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上做专题节目，可以得10分；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发表5篇论文，或者在国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这个规定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偃旗息鼓了。但我也听到另外的声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不缺学业专深的教授，就缺这种能在电视上“侃”的；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找几个知名度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不用写论文，只要每回出镜时打上“某某大学教授”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思路，等于给学校打广告。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目光与襟怀， 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尽可见仁见智；但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连北大清华对进入校园的旅行团收费都可能引发热烈争论，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好的坏的，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围墙早就形同虚设。第三，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订单式服务”；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二、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420万人，比上年增加近40万；2005年招生未见权威统计数字，只知道还在增加。目前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万。2000万！这已经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关于“大学”的新闻与旧事，能成为公众热切关注的话题。

当然，关于中国大学的声誉，还有另外的说法。记得是去年十一月，报纸上刊出《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对于这个排名，北大当然高兴，校方网站上当即转载。可此举马上受到批评。我们系一个教授，在第一时间给校长写信，称不该看重此类排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走自己的路。校方还算冷静，到此为止，不再宣传。

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国际上的大学排名，就好像诺贝尔奖，应该尊重，但不该过分推崇。前几年，有个剑桥大学的博士生，跑来北大跟我谈了好几次，她的论文选题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

几十年了，文学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奖。有讥讽评奖委员会的“傲慢与偏见”，有说问题出在译本上，有称谁谁谁不死早就得奖了，还有人努力讨好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那年在香港，看马悦然先生比比划划，说有那么多作家给他寄新书及书稿，希望他翻译并推荐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引起在场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难受。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出生，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

前两天看傅光明写的《老舍差点获诺奖，一个神话？》，辨析一件流传很广的传说：1968年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是准备颁给老舍的；获悉其已在两年前跳湖自杀，只好换了另一个东方人。这传说破绽很多，但流传甚广，逼得马悦然前几年出面公开否认：最有可能获奖的是沈从文，1987年进入终审名单，1988年再次进入终审名单，如果不是刚好那年去世，极有可能在十月获奖（《社会科学报》2005年7月21日）。

结果怎么样？大家吵来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了。中国作协随后发表的声明，在我看来，很不得体。自然科学奖大概不会这样，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拿美国护照、德国护照的，只要是华人获奖，我们都该祝贺。当然，最好是在大陆工作的科学家获奖。但获不获奖，带有某种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长说十年内获奖，直捏一把汗。不是说不可能，而是将评价标准定在这里，不太合适。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做大做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忌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提奖学术。

前几年，北大为了发展文科，春天开动员大会，秋天开表彰大会，我戏称为“春种秋收”。用心很好，但效果并不佳。学问不是领导鼓鼓劲，就能马上上去的；除非你事先安排好，否则，不可能立竿见影。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纪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

一开始，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中，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三、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

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与大师，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金钱与学问。这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提出：我们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这是废话，梅贻琦主持清华时，也没说过不盖大楼。

这个话题，我想略微拓展。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在《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年1期）一文中，我提到自己不喜欢“北大精神”“中大精神”这样的提法，理由是：

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这么说，并非认定大学可以没“精神”。相反，我特别看重一所大学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一代代人的努力凝聚而成的某种特殊品格。我只是反对将这种“精神”凝固，或者落实为校训，或者演变成为口号。

北大人喜欢引用鲁迅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么引，其实有问题；此话还有前言后语，不该被省略。1925年12月，北大学生请鲁迅为校庆二十七周年写文章，鲁迅于是写了这则《我观北大》，其中有这么一段：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鲁迅全集》3卷1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即便是校庆征文，只能说好话，鲁迅也说得很有分寸：“近七八年”，也就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这所大学很有成绩。至于此前怎么样，我不晓得；以后命运如何，那就更无法预测了。又过了七八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谈及昔日《新青年》同人，对钱玄同的“夸而懒，又高自位置”、以及刘半农的喜欢“摆架子”，有很尖刻的批评。接下来的那句话，更是要命：“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进’，则较切矣。”（《鲁迅全集》12卷309页）1933年的北京大学，是否真的像鲁迅说的那么不堪，这里暂不深究；我只想指出，鲁迅对北大的评价，并非“一以贯之”。还有，鲁迅谈论某所大学的功过得失时，不怎么考虑其科研成果，特别看重的，是其是否“失精神”。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1931年起，蒋梦麟正式主持校政，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组织大纲、实行教授专任、规范课程设置、扩大研究院，以及借助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拨款推动科学研究。那些年，北大在学术上是有明显进步的。为什么鲁迅谈及他曾经工作并热情表彰过的北大，会如此痛心疾首？

当然，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不是教育史家，评价大学时，不考虑专业成绩，而用无法量化的“精神”来说事，显得有些“粗枝大叶”。可换一个角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还影响社会，1930年代的北京大学，确实不像五四新文化时期那样引领全国思想文化潮流。尤其让鲁迅不能容忍的是，当年的新文化闯将，如今都功成名就，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学阀”，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友善。鲁迅对“北大堕落”的慨叹，从教育史上看，是不准确的；可它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如何评介一所大学的精神风貌。

只要稍微接触现代中国教育史，肯定会被西南联大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抗战时活跃于大后方、肩负起中华文化复兴伟大使命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办学，竟然意气风发，教授们出成果，学生中出人才。近年出版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以及众多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籍，读了让人感动。除了具体的学术上的业绩，最让我们怀念的，还是西南联大师生那种百折不回的精神状态。

西南联大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下面这个小故事，估计比较生疏。半个世纪前，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集资，在新加坡创办了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从开办到合并，二十几年间，南洋大学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其中困扰着他们的，是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学术评鉴。1970年8月，李光耀总理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做《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专题演讲，其中提到，南大创办的最初几年，出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是有点奇妙，教学水平上去了，学生却不见得比以前更有出息。

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以为，关键在于创校初期，教授与学生全都憋着一股气，有明显的精神追求；日后走上正轨，教与学都变得平淡无奇， 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那么有“精神”了。其实，不只南洋大学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学，都曾面临如此尴尬的情境。“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

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而不是专业技能，用他的话说，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7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书生气太重；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老气横秋，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可怕。学生嘛，总该有点理想主义，即便不切实际，也没关系。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大学何为》

作 者：陈平原

中国大学仍“在路上”，

既非十全十美，

也不是朽木不可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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