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11月3日的美国大选投票日和随后的点票进程，在美国政治史上无疑将留下浓重一笔。投票结果统计期间，相关的新闻报道反转再反转，风波不断。此外，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美国大选中邮寄票比例大幅提升，致使选举过程一波三折。

词云图来自知微事见平台

“美国大选”这一事件入选了“2020年国际影响力榜”与“2020年热度榜”，国内有近116家重要媒体参与报道，可见其热度之高。

“美国大选”相关报道统计

经过胶着的“对战”，当地时间11月7日，美联社、福克斯新闻、《纽约时报》、cnn、nbc等多家美媒宣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媒体都称呼拜登为“当选总统”（president-elect），拜登也将自己的推特认证改为“当选总统”。

而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指控选举欺诈并正式提起诉讼。那么接下来，美国大选还将发生什么？我们静观其变。

实际上，真正的“官宣”要等到明年1月6日，由国会正式宣布。所以，美国媒体“宣布”拜登当选是民间行为而不是官方行为，其性质仍然是一种大选结果的预测，没有法律约束力。

《新京报》关于“美国大选”相关报道

《环球报》关于“美国大选”相关报道

考点分析

以美国大选为切入点进行考察的真题还是很多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各大高校历年是如何考察的？

特朗普被称为“推特总统”，请用传播学的理论说明特朗普能产生的影响（2019，上海外国语大学，论述题）

结合美国大选，谈谈大众媒介（2017，四川外国语大学，回忆版论述题，10分）

2016年11月9日凌晨1：40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其中社交媒体在争取年轻选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此为例分析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方式和特点。（2017，暨南大学，分析题，25分）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大量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尽管频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女性弱智”等一系列在传统精英话语中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出位言行，但其选情却并未受到太大实质性的负面影响。2016 年美国大选落幕，特朗普在选举人票上大比分获胜。试用“议程设置”或传播学相关理论分析可能原因。（2017，四川大学，综合应用分析，35分）

从《人民的选择》观点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宣传（2017，西南大学，论述题）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详细剖析“美国大选”背后的新闻传播学知识考点，对这一热点背后的知识一网打尽。

一、政治传播

1、政治传播的定义

政治传播在广义上指一切有关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扩散。狭义上指基于政治行为的传播主体与客体以符号和媒介为传播介质，达到宣传、说服的目的。政治传播的过程性表现为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相结合，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沟通渠道，有利于自身的社会舆论的形成，保证政府、组织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2、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

（1）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的构成要素：

第一，明确的宣传主体。在现实中，政党、政府和其它的政治组织是政治宣传的主体。

第二，自觉的政治意图。欲通过政治宣传而达到政治目的。

第三，系统的组织机构。政治宣传由于其主体对政治权力资源的拥有，一般都有系统的组织机构。

第四，受管制的媒体。政治宣传中，承担信息传播的媒体均程度不同地受到管控。

第五，特定的政治宣传受众。一般来说，政治宣传的对象总是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的群体，比如政党对其党员、政府对其国民。

政治宣传的特点：

第一，有突出的政治议题。

第二，有自上而下的通达机制。

第三，政治信息流动的单向性。

（2）政治沟通

政治的运行，既需要一如既往的政治宣传，更需要切实可行的政治沟通。政治沟通在此被我们视为与政治宣传密不可分的着力于现实政治运行层面的政治传播形态。

（3）政治营销

政治营销多在竞选性政治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竞选性政治国家的国内政治竞选和国际政治影响力构建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然成为借力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扩散政治影响的政治传播形态。

3、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变化

（1）传播议题由单纯政治议题向公众议题扩散

传统媒体时代，对于政治议题的报道及其传播有一定的局限。“把关人”处于决定媒介内容的支配地位，且与受众的互动方式较少，选择报道内容上有着较为强烈的人为局限，倾向性较强，对记者的功力要求较高。

新媒体时代，政治议题转化为公众议题的可能性增加。首先，媒体融合时代，媒体的互动渠道广泛，政治议题与民生议题在内容上实现了融合；其次，媒体融合尽可能地占据了各类大众传播媒介，政治议题得以在第一时间以各种方式传递给大众；最后，政治议题基于不同的媒介类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原本“枯燥”的政治性内容通过图片、动画等形式加工后，抢占了碎片化时间，变成了大众喜闻乐见、乐于分享的“社交货币”。通过媒体矩阵散布后，政治议题的内容、规模和影响都得到了扩散，向大众议题推进。

（2）传播主体力量由中心向外围扩大

媒体融合时代，政治传播仍由主流媒体主导，但传播主体扩散到了更多人群。互联网政治呈现去“中心化”趋势，部分政治活动的参与范围从权力中心的少数人向外围扩大。

另一方面，传播主体的平台也由中心扩展到地方，政治传播正在形成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地方融媒体中心与中央主流媒体共同发力的同心圆格局。

（3）内容制作由技术导向到“返璞归真”

内容是媒体的立身之本，也是新媒体时代留住受众、把握舆论导向的重要因素。政治信息可以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因势利导地加以构建，从而在受众中产生良好的效应。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传播的“教化式宣传”，受众在被制作精良的内容吸引的同时，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干涉感”有所减少，并乐在其中。

4、政治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1）全媒体时代呈现时空多维的传播渠道，碎片化媒体成为新的舆论阵地

媒介碎片化时代，微博客、短视频类媒介深受大众欢迎，导致受众注意力缩短，对政治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一些政策类信息需要一定的篇幅进行详细解读，但大众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大篇幅的文字之中，转而对某些只言片语类的消息更感兴趣，对政策的宣传产生不利影响。

（2）媒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结合成就了新的实现方式

海报、广告牌、读报栏、墙体宣传语等媒介被用于政治宣传已屡见不鲜，在媒体融合时代，在融合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外，政治传播媒介也在进一步向现实延伸。如在国庆7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在全国各地设立“快闪”式移动展览“时光博物馆”，将新中国成立70年的记忆重现，引发人们的怀旧情怀、家国情怀和民族情怀。同时也减少了大众对于《人民日报》的刻板印象，拉近了主流媒体与受众的距离。《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还借势国潮之风，与“奈雪的茶”“李宁”等品牌进行跨界联名，打破了“严肃刻板”的大报形象。

（3）全媒体时代具有风险的算法

算法既是一项新的技术，也是一种新的权利形态。在当今社会中，算法无处不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算法也渗透到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给政治传播带来了机遇和风险，推动政治传播的变革。

算法给政治管理和政治传播带来了风险，譬如，算法的智能推荐功能推动了假新闻的泛滥，滋生谣言，增添了舆论的不可控风险。政治传播中，对于信息的准确性具有更高的要求，容错率低，一旦算法的某个环节出现错误，导致错误的信息大规模散布，后续补救会更为艰难，甚至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而且当算法掌握在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技术公司的手中时，对人民的利益以及政治文化的正确导向存在风险。此外，算法的量化与政治传播中的价值多元化之间也存在矛盾。

（4）政治传播中舆情处理的时度效

在媒体融合时代，政府有关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被各类社交媒体放大，一旦应对不力就将引发大量的围观和批评。在全媒体矩阵中，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各平台中的各类政务账号运营应当具有舆情研判的能力，对各类可能会发生的舆情进行预警，制订应对方案。对于无法研判的突发性事件，应在调查核实后尽快做出回应，及时辟谣，避免出现“舆情搭车”或“次生舆情”。

二、后真相

四年前美国大选，“后真相”一词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牛津词典将“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此后，“后真相”成为各大高校的高频考点。

相关真题

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北京大学，2019）
阐述后真相的含义和看法。（安徽大学 440，2018）

后真相的特征、影响与挑战。（北京大学

2018）

1、后真相溯源

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后真相”一词。特西奇认为随着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说明统治者在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民众则竭力从中辨别出真相，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

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出版了《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一书，将“后真相”从政治拓展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并进行了道德层面的批判。

2015年，美国媒体人和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一文中提出了“后真相制度”（regimes of post-truth）一词，从福柯关于权力和真相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从“真相制度”（regimes of truth）转向“后真相制度”。

2016年，被牛津词典评选为本年度年度词汇。

经过对“后真相”一词的溯源，可以发现后真相主要缘起于西方政治领域，对民众隐瞒事实、选择性披露、诉诸情感。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促使“后真相”一词迅速走红，使用频度增长了2000%，而特朗普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人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

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post- 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

2、后真相含义及特征

后真相是指“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感情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学者观点——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1）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即谁有权定义真相）

（2）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测的 “真相”；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 ——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3、后真相的成因

（1）知识生产层面

以往囿于地域限制，人们认识和判断事物主要依靠个人经验、习惯等方式，而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脱域”，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认识和判断事物不再局限于亲身经历，一方面依赖于权威的新闻机构报道，而如今新闻反转的现象，使得人们探求事情真相变得更难了。

另一方面依赖于媒介中专家的解释，但是如今许多专家在对同一问题的解释上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各自的解释相互矛盾。而如今专家和权威机构也不能精确地预测真相，即所谓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真相”已经崩溃，甚至更加可怕的是一些客观性的数据在人为加工之下变成了谋取私利、巩固立场的一种武器，而不是作为接近真相之门的一把钥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情感来判断事情的真相。

（2）科学技术层面

媒体技术的发展逐步提升了对新闻事件的叙述速度，社交媒体基本实现实时直播，其速度远超大众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大众传播来书写真相。然而社交媒体缺乏统一的专业素质以及新闻发布标准，同时社交媒体体制的特殊性（经济利益导向），社交媒体往往会受到资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客观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社交媒体生产的碎片化新闻不能承担起书写真相的重任，其叙述的真相与真相本身还有很大的距离。

社交媒体不仅仅更新了时间概念，而且也更新了空间概念。社交媒体凭借算法机制精准地生产和推送信息，将相同观点、兴趣的人们聚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社群。社交媒体满足了用户的信息兴趣和需求，同时强化了用户观点，这种新型的组织方式很容易使得用户生活在信息孤岛之中，往往形成认知偏见，造成认知失衡，认知偏见使得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情绪、态度离我们越来越近。

（3）社会共识层面

有时候不是因为真相的缺失从而使得假新闻泛滥，而正是因为现行真相的阐述框架不利于公众，而部分公众假借“另类事实”来反对现行真相的阐述框架。这些“另类事实”背后是一种社会情绪的集体宣泄，在矛盾激化的环境下，甚至可以看成“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利用社会上的别样共同性，利用反向认同赢得了选举。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一直在发展，而美国底层白人蓝领境遇每况愈下，这些人群利益得不到保障，或多或少会形成别样共同性，特朗普通过挥舞“反建制”的大旗，利用底层人民来抵抗政治精英，打破他们对白宫的垄断。

4、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业

真相的逻辑是由专业新闻业倡导并建立的。长期以来，专业新闻业一直面临着两大困境。

学者视角

第一个困境来自专业新闻业的社会层面，即作为一种专业，新闻业一直不具备自己的知识壁垒;

第二个困境则来自于专业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层面，尤其是对于客观性问题的强调。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借助技术资本的汇集以及团队的分工合作，用行业的专业化来掩盖个体专业化的不足。

对于第二个问题，专业意识形态层面。新闻业，其核心理念与真实性有关。然而无论是客观性还是真实性，其实都是难以完全实现的。舒德森指出，早在李普曼的时代，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不客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观点和事实的分离也被看作是不可能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理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要直接做到真实性，其难度并不比客观性小。主体的历史局限性和知识局限性决定了绝对的真实甚至连观点的真实和立场的正确都是很难实现的。

随着社交媒体文化的不断发展，公众得以跳出主流媒体主导的框架，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客观与真实已经变得次要甚至是不必要，新闻仅仅是一种被消费的大众文化，没有情节，没有悬疑，没有趣味和没有温度的新闻就没有被关注和消费的价值。专业新闻的一切价值都基于对真相的宣称与公众对真相的需求之上，如果这种供需关系终结了，便必然意味着专业新闻的边缘化。于是，新闻专业主义开始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存在的一切前提条件——也就是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石正在发生动摇。

5、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应对之策

（1）应对“后真相”对新闻客观性的冲击

①坚持核实原则

在西方，核实事实是新闻工作的中心，是保障新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重要措施。

近几年，事实核查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样式，日渐成为辨识虚假新闻和监督公众人物的有力手段。

②“透明性原则”及实践

“透明性原则”包括“公开的透明性” 以及“参与的透明性”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新闻生产者是否对新闻制作过程保持公开, 包括告诉公众事实来源，向公众展示已经在报道中囊括一切有关的利益团体，而后者指的是使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包括允许公众对报道内容有所贡献，使用“用户生成内容”等。“透明性原则”强调开放和诚实，作为一项职业道德规范逐渐被专业新闻工作者所承认，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客观性的有力推进。

（2）重思并丰富新闻价值的内涵

新媒体消除了时空距离，社群化传播使得新闻的定义、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及传受关系均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新闻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对新闻价值的标准和内涵进行重构。

第一，基于时间差距的时新性转向基于时空消失后的在场感。由于新媒体对时空的无限压缩，大众化传播时代新闻价值的首要要素时新性，即时间近、内容新，转向了社群化传播时代强调人们对共同在场的心理感觉。

第二，普遍的重要性转向因群体而异的重要性。社群化传播以社群需要为判断标准，社群并不考虑新闻的公共性和普遍的、全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新闻的重要性因群体而异。

第三，强调“为人所瞩目”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的显著性转向是否具有显著的情感导向。社群化传播时代，能调动、刺激社群的情绪、怨气等群体情绪的事件或人物言行，代替了以知名度大小来判断显著性的标准。

第四，强调地理上的接近性转向更强调兴趣、情感、观点、利益的接近性。

第五，社群化传播则更多考虑群体化甚至个人化的需求而非普遍意义上的人情味、高尚的情趣。

三、作为方法的民意调查

按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拜登更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尽管州级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稍显接近，但拜登在全国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大大 特朗普，传统的共和党票仓如佐治亚、爱荷华、俄亥俄和德克萨斯州也出现了变蓝的趋势。根据real-clear-politics网站的预测，拜登很有可能拿到大多数的选举人票，以明显的优势赢得2020美国总统选举。

本次“美国大选”民意调查

虽然最后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要高于特朗普，但二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民意调查预想的如此悬殊，两人的竞争十分胶着。回想起四年前美国大选，民意调查陷入“滑铁卢”——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而当最终大选结果与民意调查截然相反，为什么主流媒体成了狼狈的“事后诸葛亮”？我们不禁反思，作为方法的民意调查是否可靠？大数据时代，为何新闻报道却偏离了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我们进入到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搜集的数据真的是大数据嘛？实际上，主流媒体和它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不全面，而唯有充分考虑受众的全面性，才能提高调查的准确性。

其次，我们认为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就足以反映世界的全貌，但事实并非如此。数据往往停留在对社会宏观概况的描述，无法深入到其深处和细处，具体的对象淹没在了笼统抽象的数据之中，复杂的社会心理变成了计算模型中的简单变量。

【参考文献】

[1]《“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基于西方政治传播的视角》[j].支庭荣,罗敏

[2]《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胡翼青

[3]《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胡泳

[4]《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果与未来》.周睿鸣,刘于思

[5]《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史安斌,王沛楠

[6]《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新变化、新机遇与新路向》.陈荟词,刘东建

[7]《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荆学民，段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