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敦煌西域文献 钩沉民族前史条理

——访西南民族大学杨铭先生

贡保扎西

摘要 杨铭研讨员是如今我国少量民族史学界较为活泼的专家，他以百年来敦煌西域出土的汉文、古藏文和其他民族文献为中心，联系汉文古籍和前人的研讨，对古代自氐羌以来吐蕃、吐谷浑、白兰羌等民族，以及吐蕃与周边民族的联络进行了深化的研讨，作用颇丰，对学界奉献卓著。文章环绕敦煌西域文献、吐蕃史、西北民族联络史等疑问，对杨铭先生进行了专访。

要害词 杨铭；敦煌西域；吐蕃文书

杨铭，本名杨明，男，1952 年生，重庆江津人。1965年进入重庆歌乐山大学读大学。1971年到四川云阳县龙角区和平公社当知青。1972年末回城，在重庆市煤建石油公司部下公司当钳工。1979 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攻读前史学专业。1983年考入西北大学，师从周伟洲、王宗维两位导师，攻读我国民族史专业西北民族联络史方向硕士学位。其间，曾到中心民族大学进修藏文，学位论文题为《唐代吐蕃对河陇区域的控制》。1986年结业后，到重庆市博物馆作业，1989 年任古史部（考古部）主任，1995年任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1998年调入重庆市文明局，先后担任博物馆处、文物处处长。2003年9 月，作为引入人才调入西南民族大学作业。2008 年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讨中心聘为兼职教授，2009 年增列为该校我国少量民族史专业“藏学”方向博士生导师。2011年增列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我国少量民族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补助，四川省有杰出奉献专家，四川省技能与学术带头人。

首要作品有《氐族史》[1]《吐蕃控制敦煌西域研讨》[2]《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联络研讨》[3]《吐蕃控制敦煌与吐蕃文书研讨》[4]《唐代吐蕃与西

北民族联络史研讨》[5]《汉藏文献与西陲古族》[6]《国外敦煌学藏学研讨——翻译与评述》[7]《英国保藏新疆出土古藏文写这篇文章书选译》[8]《英国保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叙录》[9]《英国保藏敦煌古藏文文书选译》[10]《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前史文献》[11]《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12]等。在《前史研讨》《民族研讨》《敦煌研讨》《敦煌学辑刊》《西域研讨》《我国藏学》《我国悠远当地史地研讨》等学术刊物上宣告论文百余篇，内容触及吐蕃控制敦煌西域、吐蕃与周边民族联络、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氐羌研讨、巴蜀研讨等多个方面。

因为杨铭先生的作品、论文等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被广泛引证。因而，咱们专门就其学术生计、研讨领域、首要作用，以及对有关疑问的观点和有关研讨的展望等方面，对杨铭先生进行了采访。

笔者：杨教师您好！非常谢谢您承受我的采访。您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严峻项目“敦煌本吐蕃前史文书有关民族、人物作业研讨及分年分类辑注”当前发展情况如何？

杨铭先生：我在2021年请求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严峻项目，标题是“敦煌本吐蕃前史文书有关民族、人物作业研讨及分年分类辑注”。这个课题已于2021年3月举办了开题陈述会，初步方案的5个子课题别离由我国藏学研讨中心、敦煌研讨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承担。其间，我自个也承担了一个子课题，暂定名“《新唐书·吐蕃传》补证——以敦煌西域吐蕃前史文献为中心”。一起，我与贡保扎西教授还一起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严峻投标项意图子课题，称号是?砍裰烦鐾粮髯迤踉嘉南资帐凹捌溆牒何钠踉嫉谋日昭刑帧罗钠踉肌保忠呀崾醺澹群蚣稀⒔崽狻?br>

笔者：您的研讨首要会集在哪些方面，您是怎样断定您的研讨规模和领域的？

杨铭先生：自从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我的研讨首要会集在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的联络史上，一切的研讨都是以此为中心打开的。具体说来，我引证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联系有关的汉文文献和其他语种的文献，研讨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的联络史，要点重视这种联络对两边的社会和文明带来了啥影响。所以说，我研讨的这个领域与我的硕士专业布景有关，仍然未出我国少量民族史专业西北民族联络史方向这个大规模。

可是，从2012年《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联络史》出书，并成功请求国家社科基金要点项目《英藏吐蕃文献编目与文书译注》以来，我的研讨有了一些改变，重心逐步转移到对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的编目、收拾与汉译方面。当然这个改动单靠我自个是不可以能结束的，而是在我与多名藏族专家协作今后才逐步完成的。上述研讨作用中归于合编、合译的有些就是我与本校教师索南才让、贡保扎西、胡静（尼玛玉珍）、杨公卫（尼玛扎西）等协作的作用，借此机缘也向他（她）们标明谢意！

笔者：杨教师，您是怎样走进民族史这一研讨领域的？开始您是怎样学习和研读文献材料的？

杨铭先生：1977 年恢复高考，因为我没有无缺的大学学习期间，所以在接连参加三届考试之后，1979年我才考入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攻读前史学专业。因为其时我现已年满27岁，在班上算老迈哥等级，因而我其时就思考，要在前史这一学科中选择一个专业作为主攻方向。选择啥方向呢？其时的学校里有一个报刊专栏，其间最招引我的是《光亮日报》的“史学”版，那个时分刚好国内史学界在呼吁注重我国民族史的研讨，特别是民族联络史的研讨，所以我下定决计研讨我国民族史。怎样入门呢？那时分没有啥检索体系，更说不上用电脑，一切的文献都得自个去查找，自个去读，看到有用的材料就抄在卡片上。就这样，从大二初步，包括寒暑假，我都泡在学校和市里的图书馆，借阅书本，书写笔记。

其时我的阅览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二十四史中“?氖贰保础妒芳恰贰逗菏椤贰逗蠛菏椤贰度尽分械纳倭棵褡辶写欢墙擞泄匚夜褡迨返穆壑Ｔ睦乐校倚聪铝耸嗤蜃值牟牧峡ㄆ浼浔日栈峒氖窍惹亍⑶睾旱饺拿褡辶缡返哪谌荨＜亲∑涫弊愿龆郧甲迨泛芨锌炖窒舶跃桶选逗蠛菏椤分械摹拔髑即比某吕矗⒆髁说孛饕け竿蟪中刑郑赉钡饺缃褚不姑挥辛猩先粘獭?br>

那时，我还使用悉数机缘向校表里的专家请教。记住我其时给南开大学的王玉哲先生写过信，王先生回了信，说民族史研讨大有出路，鼓舞我从事有关的研讨。我又特地到北碚，登门向西南师范学院的邓子琴先生请教，一起还向给咱们上课的重庆市博物馆的董其祥先生请教。在诸位先生的鼓舞下，我初步测验撰写文章，写出了《秦汉时期的羌、汉联络》《论孙中山的民族知道》等初稿，这些稿件到本世纪今后，才逐步修订宣告的。

笔者：您说研讨我国民族史的轨迹是，先氐羌，继而吐蕃，然后是巴蜀，请对此作一具体的介绍。

杨铭先生：我之所以这样说，如?觯且蛭冶究剖笨淌滓厥拥氖乔甲濉⒇底澹刑稚敝鞴ネ罗院勇さ目刂疲笤诓┪锕荨⑽拿骶肿饕担比灰厥拥钡厍笆泛臀拿鳎馐亲愿鲎饕怠⒀盎肪车母谋涫怪唬⒉皇且惶跹刑置褡迨返谋囟ㄍ揪丁５又腥缤梢晕虺鲆坏愕览恚褪侵恍枘阏瓶亓耸费а刑值陌旆ê臀南祝恍杩献吕椿üΨ颍捅囟梢杂兴饔谩?br>

当然自读研以来，我的研讨主线一向在于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的联络史，以及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社会前史文书，这两者实践上是相得益彰的联络，前者的研讨需要后者供给史料支撑，后者可以不断为前者提出新的应战和课题。从具体内容来看，我的研讨在于深化地考述了吐蕃控制敦煌及西域时期的军政机构，控制胡、汉诸族的政治和经济方针。一起，深化研讨了吐蕃与西域诸族的联络，包括吐蕃与青藏高原诸民族、天山南北诸族、河西走廊诸族的联络，吐蕃与这些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明方面的交流和彼此影响。

笔者：传闻，您师从周伟洲和王宗维，师承马龟龄先生以来的勤勉加稳重的学风。那么，能具体谈谈您在这个师承联络中所遭到的影响以及在民族研讨中体现出来的成果吗？

杨铭先生：众所周知，从马龟龄先生到我的业师周伟洲均是作品等身的史学我们。马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早年在四川藏区和彝区作民族社会查询，获得了许多作用，这儿就不具体说了。1952年全国院系和专业调整后，他主动请求从复旦大学调到西北大学作业，在高校撤消社会学、民族学系科的情况下，在前史学的规划内持续从事民族研讨，撰写并出书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族构成和奴隶准则》《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关中部族》等作品，在民族史学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周伟洲先生是马先生的民族史硕士生，后发先至，作品更多，他早年撰写的作品有马龟龄先生的遗风，如《敕勒与柔然》《南凉与西素》《汉赵国史》《吐谷浑史》《唐代党项》等。后来，研讨领域逐步拓宽，出书了《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北民族史研讨》《陕西通史·民族卷》《我国中世西北民族联络研讨》《悠远当地民族前史与文物考论》《英国俄国与我国西藏》《新出土有关中古胡族文物研讨》等归纳性作品。

我虽不才，但也勤勉好学，自研讨生结业以来宣告的论文、出书的论著数量也不少，从这一点上来说形似有马先生、周先生“作品等身”的特征。但实践上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方法，真实推进我的动力是自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我一向力肄业习和继承自马龟龄先生到周伟洲先生那种博学加稳重的史学研讨办法，比方马先生联系民族学查询、考古发现来研讨我国民族史的办法，周先生联系考古、文物研讨中古民族史甚至近代中外联络史、民国西藏史的办法，这些都给了我多视点、多办法研讨唐代吐蕃史以重要的启示。

笔者：咱们晓得，您研讨的要点之一是吐蕃控制时期敦煌的前史文明，并对敦煌西域所出的吐蕃社会前史文书作了深化的考证。与其他专家比较，您从事这些研讨有何心得呢？

杨铭先生：因为我是一个汉族专家，而且我的起步是传统的史学研讨办法，比方我在大学本科时，就先读唐人刘至交的《史通》、清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今世专家张舜徽的《我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王树民的《史部要籍解题》等，然后研读《诗经》《尚书》《左传》《战国策》甚至《文选》等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古典作品，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少量民族列传等。因而，可以说我对汉文文献是比照了解的，加上我在研讨生期间的民族史、民族学以及民族理论方面的练习，在撰写硕士论文时会集搜集和阅览了出自敦煌和新疆的吐蕃文书和汉文文书，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研讨吐蕃进出敦煌西域的前史，研讨吐蕃与西北民族的联络，就比只从藏文文献研讨吐蕃史，或仅从汉文文献研讨西北民族史，具有更宽广的视界和掌控多语种文献的优势。

这儿举一个有关地名“马圈”的比方。在一件被编为ch.87.xiii的敦煌古藏文文书《孺人致沙州僧统书》中有一个藏文地名rta-zor，因为托马斯不晓得它可以对译汉文的啥地名，所以就没有翻译，直接用的转写。因为我读过高嵩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公民出书1982年版，第1页），里边有一首被吐蕃往青海押送的唐人写的诗，落款《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说》，最初说“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很显着这个“马圈”就在敦煌的南面，是其时从敦煌南下经当金山口去青海的必经之地，与《孺人致沙州僧统书》中“大尚论(zhang lon chen po)的驻地马圈（rta zor）”相符。因而，咱们在翻译托马斯的《有关西域的古藏文文献与文书》时，便把rta-zor翻译成“马圈”，这样就和汉文记载的地名对应起来了。这样的比方许多，究其缘由，是因为敦煌古藏文文书必定要反映其时当地的地舆和前史内容，假定你对汉、藏文献都有必定的掌控，就能把它们对应起来，反之则不能。回来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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