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比照研讨

李春祥

[内容概要] 《三国史记》首要记载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有关史事，《三国遗事》首要记载这一时期的神话传说，亦有有些内容触及史事。比照两书在编制、内容、前史观等方面的疑问，进一步根究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前史，有助于厘清这一时期的有关史实。

[要害词]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新罗 高句丽 百济 比照研讨

《三国史记》是高丽时期金富轼编写的一部叙说新罗、高句丽、百济前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三国遗事》是由比金富轼稍晚的高丽时期和尚一然所著，首要记载了朝鲜半岛三国年代的神话传说、前史故事，其编制更类似于外史，成书年代不切当。当前学界关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研讨作用较多，但大多对《三国史记》或《三国遗事》的某一疑问进行别离研讨，关于两书的归纳比照研讨较少。笔者根据当前的有关研讨作用，以孙文范先生的校勘本《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蓝本，对两书进行归纳比照研讨，论说两书在记叙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前史上的不一样办法和特征。

一、《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的作者及成书经过

《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1075-1151），字立之，号雷川，谥号文烈，是高丽王朝（918-1392）时期政治家、史学家。金富轼出世于庆州的一个趋于式微的贵族家庭，其家族早年显赫一时。“金氏世为高丽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埓，故其子孙多以文学进。”①金富轼22岁时进士及第，初步走向宦途。历任户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等职。曾两次受命出使宋朝，在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高丽睿宗十一年）初度出使宋朝的时分，从宋朝得到了一部《资治通鉴》，②这对金富轼后来撰写《三国史记》发生了重要的影响。1135年，和尚妙清建议暴动，建国号“大为”。金富轼被录用为元帅，率军讨伐，1136年平定了“妙清暴动”。之后，金富轼因功被封为“输忠定难靖国功臣”、“集贤殿大学士”等名号。1142年，金富轼上表恳求致仕，高丽仁宗“许之，加赐同德赞化功臣号，诏曰：‘卿虽年高，有大谈论，当与闻’”③。致仕后的金富轼初步受命掌管编写《三国史记》，并于1145年结束，全书算计38万字。《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1206-1289），俗姓金，名见明，字晦然，是高丽王朝后期的闻名和尚。一然出世于庆州，9岁落发为僧，在1237年的僧科考试中获得“三严峻师”称谓，1261年（高丽元宗二年）以大禅师的身份入首都开京禅月寺做掌管，后又为云门寺掌管，大约在此时刻编写了偏重于释教的前史作品《三国遗事》，④全书算计16万字。

金富轼和一然同为高丽王朝时期出世在庆州的两个闻名人物，一个是闻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另一个是闻名的和尚。金富轼1142年获“同德赞化功臣”称谓，一然1283年被高丽忠烈王封爵为“圆经冲照国尊”这一高丽至高僧籍。金富轼著《三国史记》，首要是奉高丽仁宗之命而为之，另外金富轼本身的史学涵养受我国古代文明的熏陶，使其具有了编写《三国史记》的史学常识。他带着一种前史使命感去结束《三国史记》。在《进〈三国史记〉表》中，金富轼论说了自个编写《三国史记》的首要缘由，“臣富轼言，古之列国，亦各置史官，以记时局。故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惟此海东三国，历年耐久，宜其实际，著在方册……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⑤标明金富轼要为“海东三国”编写一部详尽的前史。一然虽具有很高的僧界荣誉，但却不具有金富轼那样的史学本质，本应尽心研讨梵学的高僧，却对“三国”前史颇感快乐喜爱，尽管没有材料证明一然编写《三国遗事》的首要缘由，但笔者认为此与金富轼平定“妙清暴动”有着奇妙的相关。妙清与一然同为和尚，一然对妙清最终被杀的下场大约隐含着少许的怜惜。金富轼以武力平叛护国，一然要体现以释教相同可以护国的思维观念，故此编著了这部偏重于释教的前史作品，专门抵偿《三国史记》在释教护国方面的缺失和缺乏，此举或许暗含了对金富轼的不满和对妙清的怜惜。

二、《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的编制与首要内容

《三国史记》的编制是纪传体断代史，《三国遗事》的编制则更类于外史。两书记载的史事均是反应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的前史，只不过侧要点有所不一样

。《三国史记》全书共五十卷，别离为：本纪二十8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本纪包括新罗本纪十二卷、高句丽本纪十卷、百济本纪六卷；年表分为上、中、下三卷；志九卷包括祭祀、乐、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地舆（新罗、高句丽、百济）、职官（上、中、下）；列传十卷记载了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将相大臣及各类人物50余人，全书较为详尽体系地叙说了新罗（前57-935）、高句丽（前37年-668）、百济（前18年-660）三个政权的前史。

《三国遗事》全书共5卷，分为王历第一（内含1末节）、纪异第二（内含59末节）、兴法第三（内含7末节）、塔像第四（内含30末节）、义解第五（内含14末节）、神咒第六（内含3末节）、感通第七（内含10末节）、避隐第8（内含10末节）、孝善第九（内含5末节）9个有些，计139末节。

《三国史记》的第一有些是本纪，别离记载了新罗赫居世居西干到敬顺王56个王992年的前史、高句丽东明圣王到瑰宝王28个王705年的前史、百济温祚王到义慈王31个王678年的前史。金富轼在编写本纪的进程中，选用了纪传体史书中本纪的写法，以编年的方法进行编写，是新罗、高句丽、百济各王的编年大事记。如：

新罗开山祖师赫居世居西干……四年（前5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五年（前53），春正月，龙现閼英井，右肋诞生女儿。⑥

大武神王……二年（19），春正月，京都震……三年（20）春三月，立东明王庙……二十七年（44），秋九月，汉光武帝遣兵渡海，伐乐浪，取其地为郡县。萨水以南属汉。冬十月，王薨，葬于大兽村原，号为大武神王。⑦

《三国遗事》第二有些纪异，内容与上述《三国史记》所记的史事有相关，触及到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单个王，一起添加了一些内容，如纪异中的古朝鲜、卫满朝鲜、马韩、二府、七十8国、乐浪国、北带方、南带方、靺鞨、渤海、伊西国、五伽倻、北扶余、东扶余、高句丽、卞韩、百济、辰韩、又四节游宅、新罗开山祖师赫居世王等等，赫居世王以下条目既包括一些与新罗国王有关的传说，又包括14条一般前史人物的有关故事，体现了《三国遗事》的记事特征。

经过《三国史记》第一有些本纪和《三国遗事》第二有些纪异记事内容的比照，可以看出两者各自的特征：

第一，《三国史记》本纪以编年的方法记叙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之王在位大事，标明三个政权并行于这一区域，三者互不统属，且常常遭到华夏王朝的控制与统辖，百济、高句丽先后被唐朝消除，新罗最终被王氏高丽替代。王氏高丽追溯到最远的上限时刻是公元前57年（汉宣帝五凤元年），这一年赫居世树立新罗。《三国遗事》纪异则以新罗为主线，把朝鲜的前史向上追溯了二千年，将坛君王俭所立的朝鲜作为朝鲜前史的发端，构成了一个看似无缺的朝鲜古史谱系，这个谱系被后来的朝鲜专家所引证，以此作为朝鲜的古史谱系。可是，这个由《三国遗事》所树立朝鲜古史谱系经不起揣摩，如《三国遗事·古朝鲜（王俭朝鲜）》中说：“《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尧一起。’”⑧根据笔者对《魏书》等有关材料的查询和检索，不只查无此语，甚至连《三国遗事》中所谓的“坛君”和“无叶山”在宋代早年的我国典籍中都了无痕迹，可见一然为了构建古朝鲜谱系，想当然地虚拟了《魏书》中的这段话，这种虚拟曲解了前史的真实性，对后世朝鲜史学发生了必定程度的误导。

实际上，《三国遗事》所树立的朝鲜半岛古史谱系包括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包括：“其一，檀君朝鲜，这今后为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二府、马韩，其发源地执政鲜半岛中部，可以称之为古朝鲜体系。其二，源自天帝解慕漱的北扶余，这今后为东扶余、卒本扶余(高句丽)、南扶余百济，其发源地在‘大辽医州’的‘讫升骨城’，可以称之为扶余体系。其三，源自三韩中的辰韩，这今后为新罗、王氏高丽，其发源地执政鲜半岛南部，可以称之为三韩体系。”⑨至于为啥一然将这三个体系生硬地捏合到一同，因为他“地址的高丽王朝以新罗为正统，但自新罗上溯其国史只能追溯到三韩中的辰韩，与另两个体系都没有联络。但高丽王朝的边境不只包括了早年三韩的全有些布区，也包括古朝鲜和高句丽、渤海国的有些区域，一然为了切合高丽王朝的边境实践，也为与金富轼现已树立的‘三国’、共同新罗、王氏高丽的古史谱系相契合，在构建其古史谱系时，由辰韩扩及三韩，又因箕子后嗣曾立国于马韩区域，由马韩上溯至古朝鲜体系；因百济鼓起于卞韩故地，其王室又出自扶余，由此上溯至扶余体系。经过这种办法一然将三种前史体系嫁接在一同，为高丽王朝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前史谱系。但从本质上讲，这是‘海东’区域的前史谱系，而不是一种国史谱系，但怅惘的是，不管一然自己仍是后来受其影响的专家，都将此谱系视为高丽王朝的国中谱系。”⑩一然树立的这个不契合前史实际的古朝鲜谱系，对有关前史研讨起着非常低沉的作用。

第二，《三国遗事》纪异中有14条为一般前史人物所发生的故事，其间金庾信和甄萱在《三国史记》中均有记载，另外12笔记事则为《三国史记》中所无。金庾信传是《三国史记》稚褛容最多的列传，共有10 668字，从前史的视点记叙了金庾信的生平成果，包括金庾信的身世，年青时为花郎的阅历，以及后来变成新罗将领，在灭百济、高句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等等；而《三国遗事》对金庾信的记事则充溢了神话颜色，如说金庾信“禀精七曜，故背有七星文。年十8修剑得术为国仙”等等。《甄萱传》是《三国史记》中最终一个列传，记载了甄萱的家世、生平及荒淫严格的恶行，如甄萱在927年攻入新罗王都后，“萱纵兵大掠，使人捉王，至前戕之。便入居宫中，强引夫人乱之。以王族弟金傅嗣立，然后虏王弟孝廉、宰相英景，又取国帑、瑰宝、兵仗、子孙、百工之巧者自随以归”。《三国遗事》对甄萱的记载除书写自《三国史记》甄萱传外，还添加了所谓《李磾家记》和《古记》中关于甄萱的内容，所引《古记》中的内容则荒诞不经，如“昔一有钱人，居光州北村，有一女子，姿容规则，谓父曰：‘每有一紫衣男到寝交婚。’父谓曰：‘汝以长丝贯针刺其衣。’从之。至明?坑诒鼻较拢氪逃诖篁球局：笠蛉眩荒校晔澹猿普巛妗薄?br>

《三国遗事》纪异中所记其别人物则为延乌郎、细乌女、桃花女、鼻荆郎、长春郎、罢郎、竹旨郎、水路夫人、忠谈师、阎长、弓巴、处容郎、居陁知等，多为一些神话传说之事，如关于延乌郎的记事：发生在新罗阿达罗王四年（157），东海边有延乌郎、细乌女配偶。一日延乌郎归海采藻，被一岩（一云一鱼）负归日本。日本国人见之，乃立为王。再如关于水路夫人的记事：新罗圣德王时，纯贞公赴江陵太守，夫人被海龙揽入海，有一老人告曰：“故人有言，众口铄金。今海中傍生，何不畏众口乎。宜进界内民，作歌唱之，以杖打岸，则可见夫人矣”。这些记事都体现了神话传说的特征，《三国史记》中则较少这样的记载。

年表是《三国史记》的第二有些内容，以表格的方法记载新罗、高句丽、百济、弓裔、后百济等控制者的兴立亡废，《三国遗事》中的第一有些王历内容与此相类，以表格的方法记载新罗、高句丽、百济、驾洛、后高句丽、后百济、高丽的国王历纪，谱列办法与《三国史记》年表类似，但内容和表述方法上均有所不一样，如下表：

《三国史记》年表上（节录）

《三国遗事》王历第一（节录）

从上面节录的《三国史记》年表和《三国遗事》王历可以看出，两者记事首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三国史记》年表、《三国遗事》王历都是首列华夏王朝的帝王年号及干支编年，而《三国史记》所列愈加清楚，新罗、高句丽、百济各王的即位及在位时刻均以此为参照标准。

第二，新罗、高句丽、百济的摆放次序在两表中完全相同，记事内容几乎相同，但《三国史记》年表则愈加具体，除关于国王即位的史事外，还有关于王薨的记载，《三国遗事》则省掉了大有些王薨的记载。

第三，《三国遗事》王历表格中添加了驾洛王即位及薨的记载，因为驾洛在公元532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屈服新罗，体现了《三国遗事》以王氏高丽是新罗、高句丽、百济等国之后，持续控制朝鲜半岛的正统王朝的特征。

《三国史记》第三有些是“志”，包括祭祀、乐、器用、新罗（地舆志）、高句丽（地舆志）、百济（地舆志）、职官等内容，如“职官”首要记载了新罗的官职和掌控，极稀有些内容触及高句丽和百济，“高句丽、百济职官，年代长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今但以其著于古记及我国史书者，为之志”?。尽管三国官职中有的官名意义不明，“曰伊伐餐、伊餐等者，皆夷言，不知所以言之之意”。?但其间所记大有些官职和掌控关于查询三国官制的打开演化仍是具有必定的史料价值。《三国遗事》则短少这类内容和价值。

“列传”是《三国史记》中最终一有些内容，记载了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的55位各种前史人物，其间新罗44位（包括3位附在《薛聪传》里的人物），高句丽7位，百济4位。《三国遗事》中则短少以上绝大有些人物的有关记载，有很少量人物相同，成果与《三国史记》有所不一样，如上文所述的金庾信、甄萱等。《三国遗事》中所记载的多为与释教有关的故事传说，如“兴法”中的?陈氛乩觥薄ⅰ澳殃u辟济”、“阿道基罗”别离记载了释教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事；?瘛奔窃亓肆啥怯跛⒏呃隽樗隆⑺姆鹕降?0个新罗、高句丽寺庙和佛塔；“义解”记载了圆光西学、元晓不羁、贤瑜伽等14条释家人物和释教有关的传说；“神咒”记载了密本催邪、惠通降龙、亮堂神印等3条和尚行法看病等传说；“感通”记载了仙桃圣母随喜佛事、郁面婢念佛西升、融天师慧星歌等10条向佛之事；“避隐”记载了朗智乘云、包山二圣、勿稽子等10位避隐的和尚和常人，其间勿稽子在《三国史记》列传中也有记载；“孝善”记载了真定师孝善双美、大城孝二世父母、向德舍知、孙顺埋儿、贫女养母等5件孝善之人的成果，其间“向德”、“贫女”之事《三国史记》中都有记载，不过《三国遗事》中又添加了和释教有关的事宜，如《三国遗事》添加了“贫女，舍其家为寺，名‘两尊寺’”等内容。

从以上《三国史记》中“志”、“职官”、“列传”和《三国遗事》“兴法”、?瘛薄ⅰ耙褰狻薄ⅰ吧裰洹薄ⅰ案型ā薄ⅰ氨芤薄ⅰ靶⑸啤彼悄谌菘梢钥闯觯?br>

第一，《三国史记》以纪传体史书的方法记载了新罗、高句丽、百济的祭祀、地舆、职官、人物等史事，关于研讨这一时期的有关前史疑问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三国遗事》中则短少这方面的内容，尽管也有一些人物的记载，但多和释家有关，和《三国史记》比较，其史学研讨价值稍显差劲。

第二，关于释教如何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事，涣散记载在《三国史记》中，而在《三国遗事·兴法》中则会集记载，而且比《三国史记》的有关记载愈加具体，关于研讨这一区域释教史，其作用则大于《三国史记》。

三、《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所体现的前史观

金富轼和一然的前史观，别离在《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有所体现，关于金富轼的前史观，笔者在早前的论文中有所触及，?苗威对金富轼的前史观也有深化的论说，?而关于一然前史观的研讨作用则较少。

金富轼的前史观首要体现为天命史观和正统史观。天命史观的一个杰出特征是关于国王诞生神话的描绘，如对新罗开山祖师赫居世诞生的记叙：“开山祖师，姓朴氏……先是，朝鲜遗民分家山谷之间为六村……二曰突山高墟村……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需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三国史记》中金富轼的正统史观与我国古代正史有所不一样，我国古代正史以其所记载的封建王朝本身为正统，《三国史记》则以一起期的华夏王朝为正统，以新罗、高句丽、百济政权为闰统。如《三国史记》中对高句丽、新罗、百济的控制者称“王”，而对华夏的帝王则称“帝”，对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等帝王更是直接称“帝”，体现了以金富轼以华夏王朝为正统的正统史观。

天命史观在《三国遗事》中有所体现，如“纪异”叙曰：“帝王之将兴也，膺符命、受图箓，必有以异于人者……故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作。致使虹绕神母而诞羲，龙感女登而生炎……简狄吞卵而生契，姜嫄履迹而生弃，胎孕十四月而生尧，龙交大泽而生沛公。自此而降，岂可殚记？然则三国之开山祖师，皆发乎神异，何足怪哉！此纪异之所以渐诸篇也，意在斯焉。”这些话是一然为自个在《三国遗事》中所记各种传说寻找的理论根据，一起也标明晰他的天命史观。以华夏王朝为正统的正统史观在《三国遗事》亦有体现，除了“王历”是以华夏王朝为正统编年外，“纪异”更是以我国古代史书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新罗前史主线，其所列的我国古代史书次序为《魏书》、《汉书》、《通典》、《后汉书》等，特别是在“古朝鲜”条中虚拟了《魏书》所云的“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与尧一起。”这条史料，标明一然想要以我国古代典籍为依托，为自个的观点寻找正统根据，可以看出其显着的以华夏王朝为正统的正统史观。

因为《三国遗事》是偏重于释教和神话传说的前史作品，所以《三国遗事》中还体现了一然释教史观的特征，而《三国史记》则鲜有体现。有专家将古代释教史观归纳为六种，即“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本迹史观源于释教传入我国今后，“都体现出与我国固有的儒、道二家截然不一样的特质与容颜，对儒、道二家构成了无量冲击，不断引起儒、道二家卫道之士的剧烈对立和批判”?。而我国古代的释教史家则从本迹论的视点，论说对儒、道、佛三教的知道，逐步构成了本迹史观，如《高僧传序》云：“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然后彰，玄致幽凝，藉师保以成用，由是圣迹迭兴，贤达异托。”?意为圣贤之呈现与宣教弘法，均有其本源和打开的轨迹，与儒、道源于我国的道理相同，释教源于印度，虽传入我国后影响不断扩展，但其本迹却在印度。《三国遗事》中的本迹史观则体现为以华夏王朝为释教本迹的特征，如“兴法”中书写了《三国史记》中释教最早由前秦、东晋等华夏区域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史料，这些史料既是实际，一起又是《三国遗事》本迹史观的一个体现。业报史观《三国遗事》中亦有体现，如“义解”中“义湘布道”笔记曰：“西京崇福寺僧法藏致书於海东新罗华严法师仆人：一从别离，二十余年。倾望之诚，岂离心首。加以烟云万里，海陆千重，恨此一身不复再面，抱怀恋恋，夫何可言。故由夙世同因，此生同业，得于此报，俱沐大经，特蒙先师授兹奥典。”另外，“神咒第六”、“感通第七”中也别离体现了《三国遗事》的感应史观和神通史观的特征。

由此，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体现出的前史观可以看出：

第一，两书的前史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各自不一样的特征，这是由两书的内容所抉择的。天命史观和正统史观是两书比照附近的前史观，但《三国遗事》又呈现出自个特有的释教史观。

第二，尽管《三国遗事》体现出了一些释教史观，但这些释教史观并不成体系，而且涣散在《三国遗事》里，寓于一些神话传说傍边，并不能变成老到的释教史观。

余论

综上所述，《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归于记载朝鲜半岛前史或神话传说的重要典籍，在编制、内容、前史观等方面各有特征，经过对两书的归纳比照，在必定其史学价值的一起，进一步谈论两书的缺陷和缺乏，可为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前史研讨供给一些有利的学习。

一、史学价值方面，《三国史记》书中纪、表、志、传完全，是一部内容详尽、体系的关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前史的史书。而《三国遗事》则是一部偏重于释教的杂史，抑或外史，新罗是其前史主线，高句丽、百济的前史则略有触及，其史学价值比《三国史记》差劲许多。尽管如此，《三国遗事》中的单个史料也可为史学研讨供给协助，如“关于罗唐官方交涉，《三国遗事》记载较会集，《善德王至交三事》、《真德王》、《太宗金春秋》、《文虎王法敏》等条中，以一起的视点，记载了7世纪中叶唐和新罗交涉的方方面面”?。关于研讨唐与新罗的联络有必定的学习。《三国遗事》关于研讨释教史亦有重要价值。

二、文学价值方面，《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各有特征。《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首要体如今本纪和列传中，如国君中有贤君、暴君、亡国之君等等，一般人物中有忠臣、逆臣、孝子、贞女等等，对这些人物的描绘生动并赋有文采。如新罗开山祖师赫居世是个贤君，在他当政第“三十九年（前19），马韩王薨。或说上曰：‘西韩王前辱我使，今当其丧征之，其国缺乏平也。’上曰：‘幸人之灾，不仁也。’不从，乃遣使吊慰。”再如关于一般人物的描绘也很精彩，如“列传”中对逆臣弓裔的叙说：“弓裔，新罗人……以五月五日生于娘家，其时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日官奏曰：‘此儿以重午日生，生而有齿，且光焰异常，恐将来晦气于国家，宜勿养之。’王敕中使抵其家中杀之，使者取于襁褓中，投之楼下。乳婢窃捧之，误以手触眇其一目，抱而窜逃。”寥寥数笔，景象有板有眼。《三国遗事》亦有必定的文学价值，首要体如今保存了延乌郎、细乌女、桃花女、鼻荆郎、长春郎等等神话传说和彗星歌、来如歌、鲜花歌、遇贼歌等14首新罗乡歌。因为新罗年代我们记载乡歌时，选用的是“乡扎符号法”，只用汉字记音，而不管汉字的意义，致使乡歌原意难于破解，“乡札符号法短少一贯性并颇凌乱，致使经共同新罗至高丽初就不见了”?，变成研讨新罗乡歌的一个难题，其原意很难了解，如彗星歌：“旧理东尸汀叱，乾达婆矣游乌隐城叱肸良望良古，倭理叱军置来叱多烽烧邪隐边也薮耶，三花矣岳音见赐乌尸闻古……此也友物比所音叱彗叱只需叱故。”待将来这个难题破解后，这些乡歌的文学价值将体现出来。另外《三国遗事》中共有35篇“赞曰”，其内容多为七言绝句，也有少量七言律诗，这些七言绝句尽管在艺术特征上并非很高，但有的也颇有意境，如?陈氛乩觥笔唬骸把悸檀荷钿静菹剩咨撑葛匮俺Ｃ摺：鼍衢忠簧叮未τ嬷劭偷窖獭！蔽谋噬饩趁览觯逑至艘蝗唤细叩墓攀仕健?br>

第三，史料真实性方面的疑问。两书在编写进程中，片面知道上有不尊敬史实的特征，有些是为了某种意图而成心为之，这种不严厉的著书观，致使以两书为基准进行的有关研讨有时会呈现误差。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高句丽王臧十四年(655)条载：“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我与百济、靺鞨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于唐求救。二月，高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将兵来击。”此条书写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永徽六年(655)条载：“正月……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救。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兵击高丽。”由上文可见，金富轼在引证《资治通鉴》的时分，片面加上了“先是”一词，尽管只需两个字，但却改动了《资治通鉴》的原意，?给后人工成误解。相同，《三国遗事》也存在像《三国史记》随意改动我国史书史料的疑问，如《三国遗事》纪异“卫满朝鲜”曰：“前汉朝鲜传云：‘自始燕时，常略得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这条史料本自《史记·朝鲜列传》，原文为：“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做如是记载。一然在引证这条史料时却将“尝略属真番、朝鲜”改为“常略得真番、朝鲜”，“属”改为“得”，一字之差，辞意谬之千里。再如“义解”贤瑜伽条中，一然又虚拟了白居易的言语，其文曰：“我国名士白居易尝穷之未能。乃曰：‘唯识幽难破，因明擘不开。’是以专家难承禀者，尚矣。”搜遍有关材料，并未发现白居易说过这两句话，可见一然著书对材料处置的随意性，这无疑降低了《三国史记》的史料价值。另外《三国遗事》在书写《三国遗事》史料的时分，对《三国史记》进行随意改动，如“避隐”条中对勿稽子的记载，其材料本自《三国史记》，却对《三国史记》进行改动，《三国史记》中所记的勿稽子，是新罗奈解尼师今时人。在随王孙捺音往救阿罗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但被王子吃醋，故不记功，后也有类似之事，勿稽子为此愤然，被发携琴，入师彘山不返。而《三国遗事》中的勿稽子却成了一个因自个不忠不孝而隐居的勿稽子。如此改动，不免显得过于随意，必定影响其史料价值。

因而，研讨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前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三国史记》在选用前还需细心斟酌，与有关史料比照考证，去伪存真，方可学习。而《三国遗事》则只能作为参阅，更不能将《三国遗事》做为“韩国第一部通史性作品、第一部体系而无缺的释教史作品”?来运用。

[注 释]

①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影印本）》，汉城：亚细亚文明社，1972年。

② [韩]权重达：《关于资治通鉴之东传》，韩国中心大学《文理大学报》1980年第38期，转引自（韩）郑求福《三国史记解题》，（韩）郑求福、卢重国、申东河、金泰植、权悳永等：《译注三国史记》1勘校原文篇，城南：韩国精力文明研讨院，1996年。

③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台北：台北文史哲出书社，1972年。

④ ? 陈蒲清：《论〈三国遗事〉的前史方位与文明价值》，《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⑤ 此表见于《东文粹》卷一。《东文粹》两卷，由朝鲜王朝金宗直编纂，录入此前朝鲜名家诗文。

⑥ ⑦ ? ?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书社，2003年，第2页，第182-183页，第453页，第482页，

⑧ 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长春：吉林文史出书社，2003年，第30页，。

⑨ ⑩ 杨军：《略论古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化》，《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 李春祥：《论〈三国史记〉的撰写办法、前史观及史学思维》，《我国悠远当地史地研讨》2005年第4期。

? 苗威：《关于金富轼前史观的谈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

? 宋道发：《我国释教史观研讨导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 宋道发：《本迹史观视界中的三教联络》，《宗教育研讨》2009年第2期。

?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收拾：《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 拜根兴，《〈三国遗事〉所见罗唐联络相关内容的新查询》，《唐史论丛（第九辑）》，西安：三秦出书社，2007年，第198页。

? [韩]崔玲爱，《有关十五世纪前的汉音韩文材料》，《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 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讨》，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书社，2013年，第255页。

责任修改：赵 欣

[中图分类号] k246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319)回来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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