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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长春，梁博已经“无处不在”。他的学校吉林艺术学院挂着长长的横幅，教室门口总是有人围观。夜总会的室外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他的演出视频，排在KTV热门曲目第一名的也是他的歌。

但梁博自己反倒躲进了学院的琴房里。为了考本校的研究生，他在琴房的活动又多了一项：拼命复习政治和英语。

他的贴吧里有个帖子，说其他的“好声音”都总在电视上、各种媒体上出现，但有关梁博的却永远只是一些小道消息，比如谁在街上碰到了他，拍了一张照片。

“我不就是个学生嘛，这是事实，我还没毕业呢。走到今天这一步，说明这4年没白学，那为什么不继续学下去呢？”他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我不喜欢‘艺人’这个词。提到梁博，就说是我老乡、我同学，他的歌我喜欢，就行了。整那粉丝不粉丝的干啥啊？”

上大学前，最大的野心就是办一场演出

从2011年开始，梁博发了总共700多条微博，其中90%以上都有关音乐，如同他只有4个字的个人简介：喜欢音乐。200多张微博配图，拍的几乎除了乐器就是排练室，出现频率最高的主角是吉他。

小学五年级，梁博在同学家里第一次见到了吉他，他拨了几下弦，就迷上了。

六年级的生日，在他的要求下，母亲送了他一把吉他，又给他找了个吉他老师。“我听那个老师弹了一首后很惊讶，原来吉他弹出来这么好听。”梁博说。

从初中到中专，他一直是“问题少年”，留着遮住眼睛的长头发，非常瘦弱，身体很差。在那所中专里，他也许是唯一爱钻研摇滚乐的人。不过，上大学之前，他连流行音乐和摇滚乐都分不清，学习弹唱的大多是beyond的歌。

他后来在吉林艺术学院的打击乐老师王卉记得，梁博在读中专时就总来看王卉的演出。王卉觉得这小子酷酷的，不爱说话，见面也不打招呼。

“其实我就是胆子小。”梁博笑着说，“还有很多青春期小孩都有的那些问题。”

读中专时，老师徐飙告诉他，你可以多去吉林艺术学院，去看看孙老师他们的排练。那是2006年，吉林艺术学院刚刚成立流行音乐专业，孙大峰一个老师教好多门课，一届只有几个学生，另一位“好声音”选手权振东就是第一届学生。

从那时起，梁博开始去偷看演出，因为胆子小，每次去都一个人躲在排练室门口的角落。

在上大学之前，梁博最大的野心，就是办一场演出。2007年，他下决心自己掏钱弄一场。于是和小乐队的几个哥们儿一起，每次去偷看演出都带着相机，把怎么摆调音台、麦克风，怎么调吉他都拍下来，回去研究、策划。他们凑够几千块钱买了设备，又给领导联名写信，不过，到最后场地还是没有获批。

“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未来可能会唱得很好”

报考吉林艺术学院在面试时，孙大峰老师问他，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梁博老老实实地说，就是自己掏钱，做一场演唱会。

孙老师回答他说，从此以后，没有钱做演唱会的日子，在我这儿就结束了。

事实的确如此。在上大学后，学院办了几十场大型演出，几乎场场都有他。

梁博一直不愿意做酒吧歌手，他想在舞台上唱歌。“在舞台和酒吧练出来的歌手，是完全不一样的。孙老师给了我一个好的标准，让我们能够上台弹琴、唱歌。”

在这个“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学院，办一场演出并不容易，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乐手自己调音响、摆台、拆台，算上搬家公司在内，工作人员最多不过30个人。从排练、走台、演出，老师全程跟进，演完还要座谈，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值得改进的地方。

在一场场演出中，梁博形成了习惯，自己唱歌的时候，非得孙老师在台下站着。“中国好声音”决赛时，每个四强选手可以带亲友团，梁博把父母的名额给了孙老师。由于孙大峰在镜头里频繁出现，还一度被传言为是梁博的父亲“凉茶”。

第一次真正的演出，是大学里的新生音乐会。在那场演出上，梁博见到孙大峰，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觉得自己唱得也不好。他鼓起勇气去办公室找孙老师，问他，一个人的自信是不是来源于他的实力？孙老师说，没错。

“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未来可能会唱得很好。他已经是个带着才气、带着想法面对音乐的孩子，也有渴望学习的态度，‘是这个劲儿’。”孙大峰说。

他的声音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较真的

“他的声音并不是最好的。”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冠军，梁博却得到老师和同学这样的一致评价。

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唱得没那么好。”

而另一个评价是，虽然不一定是学校唱得最好的，但他却是最较真的。

去年寒假，梁博找了几个老师帮着录歌。不停地换乐器，换场地，换设备，换收音的方法，折腾的过程远远超过录音的时间，光是试音就花了半个月。

“因为他很懂，所以他才挑剔。”王卉说，“我跟他说，这样不行啊，梁博总是说，老师，再试最后一个吧。”

“他一较真就停不下来。”比他高一级的祁大为有自己的琴房，梁博没事就去蹭。有时候，祁大为一大早去琴房，一看梁博已经在里面调吉他了，不好意思打扰他，就出去逛一圈，结果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回来，梁博还没研究完。

大学4年里，教学楼一层的琴房，是梁博在学校里最常出现的地方。“他天天都上我们那屋来‘偷东西’，我们在练，他就在旁边看，偷着学。”打击乐老师王卉说。

除了过年7天，这间琴房里几乎天天都有乐器的声音。学院没有固定的课程和教学大纲，上课就是排练、讨论，老师中连70后都很少，大多数是80后。所有代课老师都没有办公室，琴房就是他们的共用办公和教学场所。

梁博习惯性地把学院说成“我们家”。“平时也不愿意出去，就愿意在我们家待着。离开家了，你才知道真正的亲人是啥样，你躺着，坐着，穿衣服，没穿衣服，都无所谓，这才是亲人。只有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才能完全放松，写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歌曲。”

在梁博的记忆里，这些年，除了少数一些大课要去教室，其余时间都是在琴房度过的。每天中午，只要老师们在琴房排练，他就绝不去吃饭，总是叫个外卖牛肉面或者泡面。“大家都这样。每个人旁边都是乐器，煮着方便面，弹着琴，那种快乐，一般人都体会不到。”

在这里，一切都绕不开音乐。一起出去吃饭时，说好不聊音乐，去的路上大家都憋着，结果吃饱喝足，在回去的路上说着说着，就说到排练上去了；前几天，梁博去琴房找吉他老师马雪丰，马老师本来马上出门有事，但说着说着，一拿起琴就玩了3个小时。

在琴房以外，他也没有太多的业余活动，最多是排练完了，出去“喝一口酒，吃一根串儿”。

“摇滚是积极向上的，有阳光、情谊和情感的”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比起其他几位早早就被称有冠军相的选手，梁博并不起眼，很多人说，一直到最后的阶段，都没注意到这个老是“面无表情”、话很少的男孩。

在舞台下，他其实并不严肃。在家里，他的房间布置是暖色的，灯罩是黄色的，喜欢没事拿着iPad看看电影和国产电视剧，最大的享受是张罗“局子”，和朋友聚会聊天。

而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才觉得“我的人是完全打开的”。

刚上大学时，孙大峰就帮梁博确定了主攻方向：摇滚乐。“梁博早期对摇滚乐的理解就是准确的。”孙大峰说。

“摇滚不是一味地愤青，也不是想改变世界或者揭露什么，而是积极向上的，有阳光、情谊和情感的。”梁博喜欢摇滚，因为它真实，“把一些人一辈子都想说，但永远不可能张嘴说的话，说出来了。”

在他的理解中，真正的摇滚乐不是用乐器刻意营造出来的重型气场，而是一种安静的力量，“老崔就有这种气场，单单是一把吉他，就能够撑足全场。”喜欢崔健的另一个原因是，“光是很少在媒体上看到他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舒服。”

在那英的带领下，梁博终于见到了崔健，很多人问他，见到多年的偶像，也许是你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刻吧？

“错了，看谁我都紧张，就看他不紧张。因为我是个不会说假话的人，而老崔是一个你不能跟他说假话的人。他就是想跟你聊就跟你聊，不想跟你聊就不理你，面对着他，我就敢把内心的实话都说出来。”梁博说。

在上海录制“好声音”时，祁大为问梁博，这比赛到底谁说了算，评委是怎么评的？梁博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唱我的歌就好了。

“他可真是这么想的。”祁大为说，“觉得没有必要去为了别人而唱。”

“一个唱歌的人，站在台上要非常主动，不要等待观众的掌声和一切未知的东西。如果只是为了鲜花和掌声，就太被动了。要不我就不演，演了我就把自己唱舒服了，鼓不鼓掌是他们的事，但是你歌唱不好，一定不会有人喜欢你。”梁博说，“我很幸运，有人喜欢我。”

“我还是敢把自己写的歌一分钱不要发到微博上”

梁博曾对着镜头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唱我自己写的歌。

他目前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写歌，一直写下去。什么都阻挡不了我，我可以去上班，去打工，去挣钱，但是我必须写歌。”

夺冠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他的创作，对他的作品褒贬不一。梁博不太在乎这些。

他心目中的好作品，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自己的故事，找到茫茫人海中跟自己有相同感受的人。“你不能迎合。和你一样的人多了就是多了，少了就是少了，如果带有目的地去写，十几亿人各有各的口味，你永远适应不过来。”

“比赛总有终点，但音乐一定要继续。我还是敢把自己写的歌一分钱不要发到微博上。”他眼下想做的，就是“先静一静”，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他的生活很纯粹，全部都在音乐中。”孙大峰说，“他心中有爱，是我们当代教育最缺失的东西。我身在大学太知道了，心中真有爱的人少。”

刚参加完比赛回来时，梁博对几个老师说，老师我请你们吃顿好的。那天，学校门口全是“围堵”他的人，6点30分出门，10点才吃上饭。和从前一样，他们去吃烧烤，不一样的只是从“路边摊”升级到了店里，从三四个人吃七八十块钱，升级到了100多元。

对他来说，生活也许就只有这么一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