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戏，布依族文化艺术中一朵绚丽的小花，生根发芽在布依族聚居的土壤里，关于布依戏的源起，因早年本民族无通用文字，本民族文化史中记录布依戏的源流也甚少，戏剧活动亦难见诸汉族史籍，致后期研究者众说纷纭，文章综合前期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及民间戏师、艺人口述，客观分析，从中寻觅其历史轨迹，结合戏剧发展的客观规律寻觅，将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起源说一一罗列。

布依戏，少数民族剧种，旧称“土戏”“欢戏”，布依语称“谷艺”，用布依语演唱的戏曲剧种，1953年因布依族族名确立而定名“布依戏”。关于布依戏的起源，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布依族在新中国成立前无本民族普遍通用的文字,布依戏流行的地区也仅为布依族、壮族居住的部分地区，有关戏剧活动难见诸汉族史籍，本民族文化史中记录布依戏的源流也甚少，虽近三十年来研究记述较多，但研究者角度不一、观点异议，虽不能片面结论，但也勾勒出布依戏在这块沃土滋养下不断演进的文化痕迹，呈现出布依戏从艰难发展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综合前期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及民间戏师、艺人口述，客观分析，从中窥见其历史轨迹，结合戏剧发展的客观规律探寻，将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起源纵横谈遍。

一、源于“跳老摩”

布依族信仰“万物有灵”，布依族历来对图腾、自然、祖先充满敬畏之情，敬奉山、水、树、石，崇拜雷神、门神、灶神、土地神、龙神，并以摩公主持的祭祀活动祭拜诸神。摩公在各种祭祀活动中，为了仪式需要，将神话史诗、古歌、传说、故事歌等民间文学加以创作或者改编，形成一套完整的摩经如：《殡亡经》《祭经》等摩经。

明末清初，布依族传统祭祀开始不戴面具，“老摩”在祭祀活动中带弟子吹打唱跳，步法动作上常用“踩八卦”“三元华盖”等身段步法，步法特点与后期发展起来的布依戏极近。在跳“老摩”的祭词中出现了本民族古歌及民间故事唱段，这些唱段也成为布依戏剧本发展的基础。“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土归流后，王姓土司仍世袭其亭目之职，其宗支王孝五常召请族人参加传统祭祀，在‘老摩’的主持下，让部分族中弟子参与吹打唱跳的祭仪活动。”[1]《布依族简史》记载：“在、清乾隆年间册亨州，开始编演布依戏”。发展至清嘉庆时（1797年），兴义巴结王姓土司的族子将“跳老摩”中的唱段和民间故事、民间歌舞，补充改编，有了简单的情节、舞蹈动作，此时布依戏已具雏形。随着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布依族人民不再满足单调的“跳老摩”表演活动，在摩公及民间艺人的摸索和努力下，吸收部分祭祀乐曲来丰富曲牌，融合了民间说唱，加上了乐队，制作戏服，在南盘江两岸流动搭台演出。

二、源于“傩戏”

傩，远古农耕社会源起的原始信仰，由驱鬼除疫、祭神趋向于人，娱乐成分增强，宗教与艺术文化的融合，逐渐衍化为傩戏。故王国维认为，戏曲的起源“多自巫、优出。”傩和傩仪，属巫文化范畴，包括巫术活动及与之有关的众多文化现象，傩祭、傩舞、傩戏等。

布依族傩戏是在“跳老摩”的基础上融汇了汉族祈神祭祀文化和苗族习俗“跳端公”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它的发展看成一个民族文化艺术进阶发展的过程。传统布依戏台上的“一桌二椅”“八仙”幕布与傩戏相似，演出前后和演出中的“开箱”“打加官”“扫台”“封箱”等仪式习俗相近。在贵州省册亨县丫他镇板万村，有一种传统丧事中表演的哑剧性质的戴面具表演的仪式性傩戏“哑面”，表演主题大致为逝者重生，分角色、有故事情节，有摩公传仪式服参与，其面具与布依戏“打加官”时所带的面具相似。

布依戏源于“傩仪”“傩戏”，关于此说论点也较多：“布依傩戏中将先祖神化并具有完整的戏曲形态的是《岸王与索王》”[2]，《中国戏曲志贵州卷·黔西南州布依戏志》载：“布依傩戏的演出发展为布依戏文化的发展、成型奠定了基础。”

三、源于“敬奶”

“‘敬奶’活动，既有唱又有简单的表演动作，还出现唱白，这就是初具形式的布依戏”[3]

在南盘江沿岸的一些布依族村寨逢农历七月初七到七月十五夜间会进行一种全寨青年男女共同参与的活动——“敬奶”。“敬奶”及“敬老人房”，是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村寨集体活动。“老人房”是布依族村寨供放“铜鼓”的房子，铜鼓是布依族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多由祖先传下，属于村寨共有，遇重大活动时便会抬出击乐。布依族人民为了表示对“铜鼓”的敬意，则备三牲酒礼，焚香点烛，在寨老的倡导下，举行“敬奶”活动。在活动中，村寨里任何青年男女人都可充当角色，演出时没有固定的唱本，参与者现场编唱，有唱白、对白，有简单的动作，跳布依族舞蹈，这种由多种艺术要素组合起来的演出形式接近“戏”的特征。

四、由“八音坐弹”衍变发展而成

八音坐弹，称布依弹唱，亦称板凳戏，相传于清乾隆年间由广西田林一带传入，1736年至1820年在兴义、册亨、安龙等地的布依族村寨流行起来。八音坐弹是一种用箫、笛、牛骨胡、葫芦琴、月琴、包包锣、鼓、钗等八种乐器伴奏，唱〔正调〕，用布依语演唱，汉语说白的坐唱形式，早期为一人自弹、自白、自唱，嘉庆时出现以多人分饰角色的形式来演唱一些有故事情节的唱本，演唱的本子有汉族的古书如《蟒蛇记》，民族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劳动叙事歌《栽靛歌》，也有移植唱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早期八音坐弹没有装扮，没有站立，随着布依族人民的审美需求，突破原有的格局，衍生出一生一旦的“金童”“玉女”作载歌载舞的小演唱，并频繁出现在布依村寨中婚丧嫁娶、立房造屋等红白喜事里，为主家说唱吉利贺词，消灾祈福，烘托气氛。王国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种以歌

舞演故事，形式活泼且与民俗紧密相连的以八音坐弹为基础的小演，为布依戏的萌生奠定了剧目、角色、声腔的基础。

〔正调〕为布依戏主要唱腔,与八音坐弹中的〔起落板〕的调式、调式音列、腔句组织、曲式结构等息息相关，二者伴奏乐队使用的乐器亦相近，均使用了牛骨胡和葫芦胡为主奏乐器，如果戏班乐队人数充裕还会加上“八音坐弹”也会用到的月琴、三弦、木鱼、鼓、锣等，可以说布依戏乐队借鉴了八音乐队的行制，或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五、本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结晶

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基本生态大多是以歌舞和音乐为基础，在历经了说唱艺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布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与生俱来的艺术素养是本民族戏曲形成的内在因素，布依族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神话传说、经文典籍、古歌，还拥有多彩的音乐、民歌、民谣、美术、舞蹈、武术、戈比戈问（说唱艺术）等，为布依戏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布依族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创作出一大批乐观、积极、浪漫的神话、古歌、说唱经文、民间故事、传说等，如古歌：《力戛撑天》《茫耶寻谷种》，民间传说《三月三的来历》《穷姑爷》，说唱经文《金竹情》《造屋歌》，民间故事《罗细信的故事》《甲金的故事》等等，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册亨秧坝八达布依戏班戏师王公乱根据民间传说《卜当》改编成布依戏《三老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中记述：“早在200年前,他们就把一些优秀的叙事诗或传说故事编成戏剧进行表演。”[4]

“布依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古歌等，是布依戏剧目形成的文学基础；布依族民歌是布依戏唱腔形成的基础；布依族舞蹈是布依戏表演身段形成的基础；说唱‘戈比戈问’与布依戏剧目有天然的血缘关系”[5]。芬兰美学家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中说过：戏剧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先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舞蹈、音乐、说唱甚至哑剧等会成为民族剧种萌芽的基础。

此观点主要从本民族自创的角度来记述布依戏的起源，认为布依戏是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萌芽并发展起来的，是本民族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

六、北路壮剧传入

贵州、广西接壤的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两岸及其南北地带，自古以来是贵州、广西土著民族生息繁衍的中心。布依族和壮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古代越人，属“骆越”这一支系。《册亨县志》：“壮族世居广西，同县境以南盘江为界。清代、民国时期就已互通婚姻；也有做官、经商、打工在县境定居下来的。主要分布于县城、者楼、秧坝、乃言、弼佑、双江、板坝等地”。[6]“宋置泗城州到‘拨粤归黔’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红水河两岸的布，壮人民在同一族源，同一地域。同一时期内进行着文化艺术的渗透和融合。”[7]同一族源、同一语支、居住相邻的民族，所诞生的同一艺术品种，其渊源、艺术形态，必然会出现它的同一性。

布依戏源于壮戏传入这一观点，专家学者们争议较大，更多说法更倾向于同一族源在相邻地域上自然扩展、共同创造的结果；另一说法为地域性文化的共同特征，两个民族毗邻而居，交流频繁，文化艺术互相渗透和影响，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戏剧影子在所难免。文献记载大约在清代中后期布依族村寨出现了一批布依戏班且演出交流频繁，并且经常被毗邻的壮族村寨邀请去演戏，布依村寨遇红白喜事也会邀请壮戏班来助兴，更有甚者会同时邀请数十个戏班轮番演出，如：“光绪三十年，清监运使岑敏毓在那劳做寿，邀请了13个壮剧团在那劳演出为之做寿。……历时六天六夜，演出了《八仙庆寿》《狸猫换太子》《征东》《征西》等剧目。”[8]剧种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并趋于完善，日渐丰繁。

吴秋林先生在他《戏剧艺术概论》中提到“中国诸多戏剧因素中,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宗教礼仪中的戏剧因素,二是古代歌舞中的戏剧因素”[9]，布依戏源起何时？至今学界的众说纷纭，但根据戏剧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个民族民间艺术的最高表达，其发源必定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必定是经过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孕育、文化历史的沉淀、综合艺术的催生、外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民族人民的创造力而源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