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与“旗袍”类似，“八角楼”也是《旗袍》的关键词。“八角楼”在《旗袍》中不是普通地名

与“旗袍”类似，“八角楼”也是《旗袍》的关键词。“八角楼”在《旗袍》中不是普通地名，而是承载了历史记忆，并对今天产生冲击的“文化现场”，甚至是不同“话语”的交战场所。“八角楼”是罪恶的渊薮。李曼姝就是在“八角楼”被迫当慰安妇，这是“扒了皮我也认识它的骨头”的地方。“八角楼”所携带的记忆，到了当代却受到质疑，并且遭遇到可能被拆除的命运。《旗袍》的多重意蕴体现在文化“重建”，尤其是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历史遗产的继承。与其他作品不同，《旗袍》选取的“文化触点”更具有话题度。“八角楼”所蕴含的，是一段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沉重记忆，但惟其如是，才需要保存。雪静在作品中的议论直击痛点：“八角楼慰安馆就是侵华日军肆虐本城的最好证明。在大规模的城市建筑中，往往会忽略历史的痕迹，尤其是一些带来耻辱的历史，人们大多不愿提及，甚至想从记忆的深处抹去，但人们并不知道抹去的不单单是历史，还有历史对后人的提醒，而一个不愿意回忆历史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往往是后人的一种参照。”无疑，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尤其是二战的历史，追忆历史是为了警示当下。“慰安妇”抗战记忆与历史文物保护，似乎不搭的两个话题，神奇地“撞击”到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旗袍》郑重提醒：“如果为了世俗的利益就放弃历史，放弃对历史的审视，悲剧很可能重演，灾难很可能让人类重温。”对历史真实性的思考与对当下现实世界的关注，都是作者基于自身体验所体现出的历史观。从另外角度而言，“八角楼”是抗战历史，也是满族与中华民族受辱与不屈不挠反抗的象征，因而，它的存在意义，可想而知。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现实利益又驱动满族后裔叶奕雄毁坏“八角楼”。“八角楼”的存亡，直接体现“历史真实”与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故事的满族背景，则打开另一层解读空间。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雪静正是以自身民族边缘化的视角对满族文化逐渐消逝作出的深刻思考。

女记者郭婧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屈辱史而奋力保护“八角楼”；以叶奕雄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则觊觎“八角楼”“风水好”的地理位置。“八角楼”在小说中是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铭记者，而围绕“八角楼”展开的故事情节更是小说文本的重要内容：悲戚的慰安妇，利益熏心的开发商，扑朔迷离的官场，真假难辨的情场，荡气回肠的爱国情怀，永不妥协的女记者……雪静在冷静严酷的书写中揭示了个人利欲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割裂与背离。小说中的女记者郭婧，是连接八角楼历史与现实的重要人物，代表着作家理想。为维护文化名城历史原貌，进而让国人不忘国耻，她“穷尽心思”地完成了对李曼姝的采访，最终揭露了“八角楼”作为慰安馆的真实性，证实了“八角楼”作为铭记历史的文物地位。与郭婧相意见不同的是她的情人叶奕雄，他认为：“八角楼是招财的宝地，把这样具有商业气息、可以给本城带来经济利益的风水宝地弄成什么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慰安馆，我看你们这些决策者脑子都有毛病了。慰安妇本来就是中国的耻辱，也是本城的耻辱，你们还要把耻辱揭开来给当今的人看，你们是让当今的人学习战争的耻辱呢？还是学习战争的残暴？”在叶奕雄看来，八角楼是反映中国女性“丑”的象征，应该拆除并开发。小说通过对叶奕雄常在手中把玩的“壶”意象的描写，传达出他作为满族贵族后代的身份。但叶奕雄身上早已没有了对本民族根基文化的坚守，有的只是对利欲的追求。在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为攫取“八角楼”开发的暴利，他不惜与情人郭婧翻脸，甚至还去诱骗市长夫人。通过李曼姝与叶奕雄两代满族贵族后裔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不同态度，作品反映出满族人在时代转型中所表现出的多重价值追求，并对其民族文化变迁与民族心理演变的原因进行反思与探求。

在欲海纵横的社会转型期，对传统民族文化历史的传承与保护，是少数民族作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小说通过对“八角楼”“壶”等具有深意的历史意象的描写，不仅对满族文化进行审视，而且对整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作品还暗含着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索，两个喜爱旗袍的女性在历史追溯中相识相知，她们以一种坚韧的勇气和毅力，不仅敢于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块伤疤，而且还敢于对当下种种负面的社会的现实给与强有力的批判，彰显了女性作家强烈的身份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而以叶奕雄为代表的势力，则只看现实利益，置历史文化于不顾，是文本批判对象。

从而，《旗袍》带有了反思批判的锋芒，尤其是对于忘记历史苦难，予以了严厉抨击。一座城市的建设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明史。“对于我们这座具有悠

久历史内涵的城市来说，是历史内涵重要，还是商业利益更重要？”“当历史的证据无法在世人的眼前呈现的时候，当今的人们靠什么去反思呢？”雪静正是在历史文化与现实利益的双重拷问中，探讨人性，反思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常常是荣辱史，敢于正视历史才符合辩证法”。“八角楼”作为日本侵华的证据印记，一方面以一种传统价值观刻画着历史；另一方面，在迅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又面临着多元价值的冲击。在对历史的缅怀与现实的迷茫中，《旗袍》建立了历史书写的感伤情调。而雪静对于历史现实的真实体验，正是对历史背景中下个体“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揭示，这种将个人与历史相融合的写作技巧，真实的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内核。正如小说中所言：“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了，历史可以使人明智，不忘国耻就是牢记历史的教训，激发人们为民族奋斗的精神。”雪静正是从自身民族身份出发，旨在重铸满族精神，在对满族历史的回溯中，既强调了满族文化的深厚性，又彰显了满族勇武的爱国情怀。在雪静看来，郭婧“就像堂吉诃德一样，用自己单薄的身体去撼动城市建设的风车”，是一位带有悲剧感的英雄。同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雪静对女性在心理情感上的探讨也揭示了满族女性的智慧、柔美与坚韧的品格，她们如婀娜精美的旗袍一样，“最有满族人的风韵，那斜衩开的襟子，就像拉满的弓箭”，是满族文化中最美的精神内核。

雪静对历史的观照多源于她对现实的质问与思考。在《旗袍》中，她将个体的精神演变与时代的欲望相交织，在个体与历史的对话中，突出当下的现实存在。“当今中国，经济腾飞。城市的发展注定寸土必争，黄金地段的老建筑常会在经济利益的权衡之下沦为商业的牺牲品。而对过去的保留，就是对现在的肯定，对未来的展望。一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光明前景的城市才是我们心中理想的城市。”关照现实才是《旗袍》的旨归。雪静小说中的现实意识重在凸显个体生命的价值。“文学和写作也一样，如果不能构成对生命、对存在、对自身处境的超越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意义。”[4]雪静的现实反思主要表现在她对社会转型时期“物欲至上”价值取向的揭示。小说中的叶奕雄同样是满族贵族，但却以自身利益至上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始终的个人欲望，而不是日本侵华这样的主流历史。这一方面消解了小说的宏大叙事，让个人欲望及其追求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及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揭示了21世纪初期社会中兴起的新价值追求，由此折射出个体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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