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

：唐代胡人女乐的兴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潮流对胡人女乐兴盛的导向

唐代胡人女乐的兴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唐代，胡化之风达到鼎盛，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中原地区的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竞相模仿胡人，正是受到了类似于胡化之风社会潮流的影响，使得胡人女乐兴盛起来。这股社会潮流的导向具体表现在上层社会对胡人女乐的喜好以及中下层社会对胡姬的青睐。

（一）上层社会对胡人女乐的喜好

唐代上层社会人士非常喜欢善动歌舞的胡人女乐，原因有三：

第一，国力强盛后的享乐追求。大唐江山稳固后，经过唐高宗的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的永徽之治，大唐在唐玄宗时期达到了国力巅峰，上层社会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不断有人追求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胡人女乐的流行使得上层社会开始兴起蓄养胡女、交换胡女作为礼物的风尚，如此社会上对胡人女乐的商业需求也不断扩大，胡人女乐成为国内各个市场与民间买卖中非常活跃的商品。

第二，征服外族的攀比炫耀。大唐帝国的军队武力强悍、能征善战，唐代初期便横扫边域诸国，周边小国望其锋芒强盛纷纷归附，在对周边各国不断征服的过程中，大唐帝国自然产生出一种大国的优越感，同时通过征伐将战败的异族变为奴婢，并以所掠夺奴婢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攀比炫耀，也成为上层社会争名夺利的一种手段。另外，人类的同理心是有范围的，对于上层社会而言，买卖异族奴隶还有一大好处，那便是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异族奴婢买卖更加兴盛，所以扩大了胡人女乐市场。

第三，皇室追捧导致的上行下效。唐代皇室喜爱擅长舞蹈的胡人女乐，这一点可以从边国进贡中体现出来。大唐王朝国力强盛，四方归附，无数域外使节进入长安进行朝贡，进献各色奇珍异宝，这一事件一直为唐人所津津乐道。元稹在其《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一诗中描绘到各国朝贡的珍宝有名马、珍兽、美酒和名裘，也有善歌舞的艺伎。西域诸国为了在贡赐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便需要给唐朝统治者进贡其最喜爱的物品，所有的贡品之中以善歌舞的胡人女乐最为珍贵，胡旋女的进献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唐书·西域传下》中记载，开元中，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开元时，米国进献胡旋女。《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开元初，康居国进献胡旋女，开元十五年，史国进献胡旋女。《册府元龟》中记载，唐玄宗七年五月，俱密国、康国与史国分别进献了胡旋女，同年七月，史国国王阿忽必多再次派遣使者进献胡旋女，此后米国还有至少三次进献胡旋女的记录。文献记载中凡是被进贡的女乐必然会胡旋舞，俱密国、康国、米国等西域国家频繁向唐朝皇帝进献胡旋女，多少说明了唐代皇室对于善舞胡旋的胡人女乐十分热衷，实际上这些被进贡的胡人女乐除了胡旋外也擅长其他西域舞蹈，如柘枝舞与胡腾舞。所谓上行下效，士大夫阶级、贵胄之家都以大量蓄养胡人女乐为一种身份象征，所以也可以说对于西域舞蹈与胡人女乐的喜好成为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流行风标。

（二）中下层社会对胡姬的青睐

喜爱胡人女乐的不仅仅是以统治者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下层社会的文人墨客、商贾平民对胡人女乐也极为青睐。唐代有大批的胡人女乐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地，除去被贡入宫廷之中愉悦圣听的胡人女乐和被贵胄之家所豢养的胡人女乐之外，还有大量的胡人女乐流入各大都市中发达的商业娱乐场所，胡人女乐流入中下层社会后大多进入酒肆青楼等都市娱乐场所之中，当垆卖酒招揽客人，文人墨客深深着迷于胡人女乐的能歌善舞、热情奔放，因此留下许多歌咏她们的诗篇，在诗人的笔下，这部分胡人女乐被称为“胡姬”。胡姬作为异族艺人渐渐渗透到中原王朝的各个角落，用她们独有的异域风情和舞蹈征服了中原地区各个阶层的人们。

胡姬之所以能获得文人墨客的欣赏与追捧，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满足了唐人的猎奇心理；第二，胡姬能歌善舞，引领了新的潮流风尚；第三，胡姬乐舞表现出一种尚情思潮。

首先，对于唐朝时期的中原士人而言，他们受制于地域疆界的限制，而深目高鼻、当垆卖酒、善跳异族舞蹈的胡姬身上浓缩着他们对于西域的各种幻想与渴望。这一点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尤为明显，如张祜的《白鼻騧》、李白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杨巨源的《胡姬词》与李贺的《龙夜吟》等诗篇中都曾描绘过胡姬形象。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的形象具有异族文化的展演价值，胡姬深目高鼻，碧眼卷发，外形上的迥异让唐人感受到一种美感，感到既神秘又奇异的魅力，印象自然更加深刻。胡姬表演的歌舞属于西域乐舞，因为地理位置，西域乐舞受到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舞姿造型更显艳丽独特，摄人心魄，这让已经习惯了本土文化的中原人士在看到胡姬乐舞之时产生新鲜感，胡姬与她们的舞蹈充分满足了中原人士的猎奇心理，所以很多文人墨客才会一往情深的为胡姬寄以大量赞美的诗篇。

其次，胡姬的乐舞表演引领了新的潮流风尚。上层社会对于胡人女乐的喜好深刻影响到了中下层社会，当这些受到过专业乐舞训练的胡人女乐被当成礼物相互赠送，以及蓄养胡人女乐成为了身份的象征与炫耀的资本时，胡姬所表演的乐舞便成为了时代潮流的新标。“为了迎合士大夫阶层，那些歌舞伎人开始谱写文人创作的诗词，以新的音乐形式出现，并从教坊的乐人那里开始传播，经过市井放荡的浮华少年，缓慢却也迅即地传入盛唐主流文化的洪流中”，胡姬率先把握到这一社会流行趋势的动向，并且充分加以利用。首先她们将文人新创的诗词谱写成曲，然后以歌舞的形式表演出来，这一行为迅速风靡当时的文化圈，胡姬谱写传唱表演的歌曲成为一部分文人的创作动力，文人骚客或是为了扬名，或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纷纷涌入教坊酒肆或是青楼之中，在二者充满默契的结合中，诗人的词作得以广为流传，胡姬的名气也大大提升，并且二者在交流之中总是可以相互激发新的灵感，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诗词和歌舞互动结合的形式引领了社会的文化潮流。

最后，胡姬的胡乐胡舞更加符合唐人的尚情思潮。“尚情”意即对本源的生活情感、仁爱情感的推崇，其必与“中和平静”相违。胡姬与自身携带的胡人乐舞进入中原之后迅速风靡整个社会，中原人士长期为儒学乐教思想所桎梏，思想与情感被长久压抑，魏晋南北朝至唐朝儒学思想日渐衰落，此伏彼起，庄老新学逐渐成为时代文明的核心，士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呼唤感性生命，寻求自己的真性情，主张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尤其是高格的名士更是以张扬个性为风尚。胡姬的西域乐舞相较于中原的传统乐舞，其节奏更加新颖多变，舞姿更加起伏跌宕，可以自由明朗的抒发情感，这一切都正好契合了当时士人渴望挣脱传统乐教束缚、自由抒发情怀的衷肠，正是士人阶级所追求的尚情思潮与审美风尚，所以胡姬与其乐舞得到了士人们的推崇与青睐。

四、结语

对于胡人女乐在唐代兴盛的外部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了唐代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潮三个方面。政治方面，从国家层面阐述了唐代国家政策对于胡人女乐流传的外部环境的基本保障，其中包括完善的过所制度与当时良好的市场贸易环境；经济方面，从经济市场方面分析了国内女乐市场非常繁荣，主要论述了国内胡人女乐数量较前朝明显增多，胡人女乐价格极其高昂；社会思潮方面，从社会层面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导向非常有利于胡人女乐兴盛发展，主要论述了社会各阶层对于胡人女乐的喜好与青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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