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狄安娜的明镜”：“金枝”掩映下的文明镜像

“狄安娜的明镜”：“金枝”掩映下的文明镜像

在所有那些被后世认为应该被归类为“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中，弗雷泽不是最重要的一位，却无疑是影响广泛又颇受后世人类学界争议的一位。现代著名人类学家埃蒙德·利奇，在弗雷泽去世20多年后曾专文讥讽《金枝》不过是一枝“发育不良的镀金小细芽”， 但他却不得不承认《金枝》的巨大影响力，以致发出如此感慨：尽管价格不菲，已经过时，但《金枝》在当时仍是最畅销人类学书籍，“每个有教养的人都假装读过它”。[3]利奇的质疑和攻击不免有些尖酸刻薄，但却从侧面反映了弗雷泽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上的复杂地位、深远的公众影响力和《金枝》曾经的受欢迎程度。在谈到《金枝》的公众影响力时，与弗雷泽同时代的简·赫丽生讲过的一个故事颇具代表性：一位“文化程度颇高的警察”曾对她说，“过去他们说什么我都相信，可是，感谢上帝，自从读了《金枝》，我便成了一个思想自由的人。”[13]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位弗雷泽的同代人吉尔伯特·莫瑞，批评《金枝》是一部“危险的书(a dangerous book)”，因为“弗雷泽的证据表明人类行事中几乎没有理性这回事的存在。”[14]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关于《金枝》的“流行”，利奇的抱怨、赫丽生的推崇、莫瑞的指责并非所来无由。作为古典人类学的几近黄昏之作，如果说泰勒等老一辈古典人类学家们所构筑的文明镜像中映衬的是文明人的自我优越的话，那么，维多利亚晚期的弗雷泽也通过《金枝》构筑了一种文明镜像，但他的镜像在让文明人照见了优越自我的同时，也不安地发现了自身与蒙昧过去无法割除的联系，开始对“镜中”自我产生了怀疑，这正是《金枝》能够风靡一时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秘密所在。

此处，我们不妨以“狄安娜的明镜”——《金枝》开篇就呈现出的内米湖，来比喻弗雷泽构建的文明镜像。它描写的是一副美奂绝伦的景色：“谁不知道特纳那副题为《金枝》的画呢？画中是内米林中小湖那梦幻似的景色。那个小湖古人曾称之为‘狄安娜的明镜’。画面上闪耀着画家丰富想象力的金色光辉，其中浸透了特纳非凡的心灵。那最美妙的自然景色为之神化了。那片被包围在阿尔巴群山中的一片绿色洼地里的静静湖水，任何人只要看见过它就绝不会再忘记它。”但弗雷泽随之笔锋陡转：“在古代，这篇风景秀丽的林区却是一个反复上演过奇特悲剧的场所。”[15]1就此，弗雷泽开始了对这里传说中的祭司遗俗之蒙昧动机的历史追溯。在他看来，内米血腥的祭司继任习俗可以看作是人类野蛮时期某些原始宗教崇拜的“遗留”，它看似荒诞不经，但却可能承载了某种崇拜习俗的历史记忆。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通过将其与“各种不同环境中形成的具体各异总体相同的习俗”进行比较研究，“就能发现导致这种习俗产生的动机”和“说明这类崇拜的性质”，[15]10用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原始基础并推衍其演化进程。

由此，弗雷泽带领读者从内米起程，开始了一次风光迤逦(见证不同时空中奇特的人们和他们奇特古怪的习俗)、却又危险重重(弗雷泽的逻辑推理论证并非毫无瑕疵、甚至破绽百出)、然而最终得以安然返回内米(读者的困惑、震惊最终得到了有效安抚)的寻解“金枝”的探险之旅。途中，弗雷泽对不同时空文化中的巫术、禁忌、神王、植物神、神婚、杀神、替罪羊等诸多习俗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并将与这些习俗相关的广博庞杂、包罗万象的各色材料进行汇集分类，镶嵌进了一个精心构筑的框架之中，试图对内米问题——一个源自古典历史和学术的问题，然而也可能是人类早期历史中曾经真正发生过的类似事件的“遗留物”问题，提供一种有效解释。

在这一探险旅程中，弗雷泽以其前人未曾有过的宏大比较图式，极其自信地将“野蛮人”的风俗、古希腊罗马人的生活和欧洲乡村民俗并置在一起，把不同地域时空的习俗纳入到一个体系之内，如澳洲土著定期的巫术求雨仪式与欧洲不同地区不同时节的篝火节不谋而合，尽管其中可能存在差异，但可以用马来人的情况来说明……等等。弗雷泽这种不免任意的并置和比较当然具有诸多缺陷，但却凸显了他试图根据这些习俗共有的叙事结构，去了解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实”的努力，探查人类思想从早期阶段的蒙昧与荒谬，进化到成熟阶段的理性状态的过程，从而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历史的抱负。

毫无疑问，像其他古典人类学家一样，弗雷泽具有他那个时期进化论者的盲目和乐观，相信维多利亚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但不同的是，在对人类心智发展进程的追溯中，生活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弗雷泽本想要见证的是人类思想进步的足迹，但他真正发现的却是文明与蒙昧、理性和非理性、现在与过去无法割舍的联系——其想要发现的和他真正发现的，形成了一种悖论。因为他发现，人类早期心智的荒谬性和蒙昧性不仅残存于“文明人”身上，且“遗迹”根深蒂固，难以摆脱，迷信(以非理性为基础的信仰和行为)并非是人类可以轻易抛弃的谬论和蠢行。“如果我们认为人们的巫术信仰已经绝迹，那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实际上只是在理性主义的冲击下冬眠了，随时可能重新活跃起来。”[11]276他还多次将文明比喻为一座随时都可能会爆发的火，“我们像是行走在一层薄壳之上，随时都可能被潜藏在其下的

休眠力量所毁灭”。[15]236而人性深处潜藏着的迷信，会对文明造成威胁，“令人震惊而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多数人，即使不是文明社会的绝大多数，仍生活在一种蒙昧状态中。实际上，社会平静的表面下早已是千疮百孔”“文明中残存的愚昧和无知充分证明了文明不过只是一种虚饰而已”；等等。[11]167,170此类隐忧在《金枝》的整个“旅程”中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读者的猎奇和窃喜逐渐变成了对自身文明的惶惑，直至震惊不已。

然而，作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知识贵族”，弗雷泽最后又煞费苦心地以绅士般的冷静，用一种再也安全不过的方式，成功地安抚了他焦虑的读者：他为内米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金枝”所涉及的可怕的不可思议的一切不过是一个源于古典历史和学术的问题。这一答案虽然有效地减轻了读者的焦虑，但却机巧地掩饰了弗雷泽对文明的隐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反讽。然而，这种隐忧和反讽在《金枝》中一直如影随形，以致成为了一种潜文本，使镜中的“文明人”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怀疑与省思。

如果我们把《金枝》置入西方人类学历史的历时性框架中来看，它的确处于古典人类学主流之后。在1890年至1922年期间，虽然英国人类学模式已经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极其缓慢，几乎不易觉察，而里弗斯昙花一现般的“传播论”又未能成为主流。此间，虽有马雷特、韦斯特马克等古典人类学作品的不时出现，但占据主流地位的，的确是弗雷泽不时或扩充或精简的《金枝》的各个版本。乔治·斯托金如此定位弗雷泽：“当泰勒从人类学领域退潮之后，弗雷泽继承了他的衣钵，在进化论范式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之时，使其得以继续和维持。尽管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他还是维持了它的基本问题：比较方法、人类心智同一性、独立起源、文化发展阶段论、遗留物等等。在一个进化论已开始受到怀疑的时代，弗雷泽作为其公开明确的维持者，在十多年间一直处于人类学相持较量的中心。”[1]151

的确，从古典人类学对人类整体性情境的追求来看，泰勒及其追随者，包括弗雷泽，都试图通过进化论这一“利器”，对人类历史发展步伐的差异研究，即通过解释和理解差异性，来印证他们深信不疑的人类历史普遍性和整体性观念。就他们迫切关注的现实问题——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而言，他们都不可抑制地为进化论所赋予的“科学”解释面具所吸引，试图对“文明如何而来”及其进程问题进行解释，但却不自觉地构建了一种文明镜像。不同的是，泰勒等人的人类学是乐观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产物，在他们构建的镜像中，照见的是人类(欧洲人)已从粗鄙蒙昧的过去进化到文明优雅时代的自信和自豪。而弗雷泽的镜像中，折射的则是维多利亚晚期人们的幡悟：原来迷信和蒙昧是人类(包括欧洲人)根本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野蛮的过去的遗痕，“蒙昧”和“无知”根深蒂固的残存足以摧毁文明本身。因此，如果说泰勒等人是在为他们的时代而写作的人类学家的话，那么，弗雷泽既是为他的时代，更是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公众而写作的人类学家。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古典人类学几近黄昏之作的《金枝》，虽不乏缺陷，却能在一个“进化论范式已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之时”，不仅“使其得以继续和维持”，自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成为古典进化论人类的绝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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