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实践者】赵玲：一个80后北师大女研究生的乡村建设之路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云南主妇圈lady”公众号，感谢授权！

文：赵玲，自然名”沙子”，三个男孩的母亲，现定居云南

云南大理剑川剑湖学堂发起人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

从大二开始组织乡村调研、支农支教、自然教育冬夏令营等志愿者活动，致力于传统手工艺、饮食文化及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推广和实践。

曾任北师大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会长，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理事，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总干事，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外聘教师，中国社科院社会工作硕士生实习督导，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等。

曾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9年乡村建设十大人物。

2015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我们发起了“百万和平妇女”计划，号召更多人一起来记录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妇女故事，鼓励大家讲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其实，很多和平妇女觉得自己很平凡，所做的不过是寻常小事。三农专家温铁军老师也总是说，做乡村建设只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事”。

然而，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平常事”正在开创新的历史。

十三年前，当我作为支农大学生代表被提名到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千名妇女之一时，我感到自己正在参与当代社会史的书写。

而广袤的乡土中国正召唤着无数个平凡如我的年轻人，脚踏实地去开创这个时代并不显赫一时的新乡村建设事业。

十余年来，由知识分子、农民领袖、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已唤起了整个社会的“乡愁”。

“全球千名

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全球和平妇女”联会的成立，使世界范围内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妇女联合发声成为可能。

我一直记得，2004年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成立五周年时，钱理群老师告诫年轻人“沉潜十年”。我自己能走上理想的道路正是被那些平凡而坚韧的生命所触动；我在成长的迷思和现实的挫败中能沉潜前行，正是受益于与同行师友，尤其是与和平妇女们的人生对话所获得的“平常心”的力量——我和他们的生命已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当我今天再来分享自己平凡的故事和感悟时，我也期待着更多人来一起分享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人的故事。

支农年代——理想的启蒙

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急剧拉大之时。

1996年，温铁军老师正式提出中国的“三农问题”。生于1980年，长在重庆城里的我，从未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有过接触。1999年秋天，我离开老家到上海的华东师大念书，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地域的歧视，也体会到城市的浮躁与冷漠。

我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参加不同的社会活动、校园大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去尝试小资的生活品味，但这些虚华的东西却不能让我的内心踏实。

第二年，我开始从历史专业学习中找到内心向往的东西——“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重新启蒙了我，“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与他们在历史实践中的艰难也初步塑造了我的社会理想。

但是，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却几乎没有可以实践这种社会理想的机会。

2001年暑假，我和几位同学到苏南农村做口述史调查，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小商贩、农民工、租地农民、失学儿童、街头乞丐各色人等，感受到真实的人生百态。

最触动我的就是在茅草瓜棚里住着的失学姐妹一家四口，那个大眼睛的十五岁女孩如“芦柴棒”一样的身形，她那单纯的梦想和贫困的现实条件让我惊醒——惊醒于自己二十年来都生长在温室里，惭愧于自己对真实的社会、底层的苦难是如此无知。

我开始走出个人苦闷的“小时代”，发现和思考真实的社会问题。我不断告诉自己要行动起来，为那个大眼睛女孩做些什么，为农村做些什么。

那年秋天我到北师大交流学习一学期，偶然得知1999年北师大就有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通过调研打工子弟发起了“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这个社团。他们三年来一直不断去各地乡村和城市边缘调研支教，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奔走。

我才知道现实中真有一群当代的“五四”青年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我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

2002年交流结束，我带着农民之子的精神鼓舞返回上海，开始组织同学们去山东农村考察、去城市边缘观察，并为外来工的孩子们补课。

2003年初，我找到了上海几所高校关注农村的同学，共同到北师大参加中国改革杂志社主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

原来除了北师大农民之子以外，2001年刘湘波（刘老石）老师带领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成立了“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北京和天津的支农支教志愿者日渐增多。

2002年，在温铁军、李昌平、刘老石的倡导和组织下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已从京津逐渐发展到全国。

2003年初的七天培训交流，让我真正找到了思想和行动的方向，找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亲如一家的师友同道。

培训后，我们二十多位不同高校的志愿者组成大学生支农队跟随刘老石去河北农村调研，并且在上个世纪晏阳初开创平民教育实验的翟城村过年——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农村过年。

除夕夜，没有大鱼大肉，但我们自己包的饺子比什么都香。邱建生老师诗性大发，随口吟出一副对联“平民教育诚可嘉，乡村建设慨而慷”，横批“继往开来”。

大年初一，我们在村委大队部组织联欢会慰问村民，没想到一下子来了几千人。我虽然从来没有组织过文艺节目，却带领村里的小朋友们第一个上台表演《健康歌》，真是被父老乡亲和孩子们的热情融化了。

之后我们去武邑县调研地方政府乱收税费的问题，分两队去两个不同的镇，我和肖青分别做两个队的队长。

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我要去调研这么重大的问题，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幸好我们队有刘老石在，他的微笑和肯定的目光让我鼓起了勇气。

当我们在村里访谈到一位受腐败官员欺凌的妇女，听她讲述自己的遭遇和抗争的经历，我从心里开始强烈地萌发出要为受压迫最深的农村妇女做些事的想法。后来我们从不同村民中搜集到各种证据，拿去和腐败的镇政府官员谈判。

我们跟着刘老石学会了如何有礼有节、有理有据地去质问官员，让那些理亏的官员哑口无言。调研快结束时，刘老石感冒发烧头很疼，他乐呵呵地把围巾包在头上打个结，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喜剧造型，带着我们回北京总结工作……

刘老石的忘我奋斗、睿智幽默，以及与普通农民、学生打成一片的场景，直到他去世四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历历在目。

那年春天开学后，我在华东师大找到了一批关注农村的年轻人，恢复了成立于1993年却中途停办的“乡土建设学社”。同时，我还每月到北京参加温铁军和刘健芝等老师组织的“乡村建设骨干研修班”。

那年暑假，我本科毕业保送了北师大研究生，就直接带着行李投奔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部，跟刘老石带领的支农队去安徽阜阳南唐村。

作为首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0年阜阳就取消了三提五统，实行一税制，但是好的中央政策在具体村庄并未很好落实。2001年，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杨云标回到南唐村，带领附近村民成立了自己的法律维权协会，积极学习中央政策法规，与地方腐败官员做斗争。2003年，我们大学生支农队来到南唐了解当地情况并和村民骨干商量，准备协助村民建立起农民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首先要把他们从上访维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才能积极快乐地建设家乡。

那些日子里，我们清晨跟村民一起下地除草，白天走家串户访谈，还组织村里老人唱歌、扭秧歌，一天天的看着他们紧锁的眉头渐渐打开，换上发自内心的笑容。而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则是认了一位安徽的妈妈王殿敏。

王妈妈住在离南唐村十里以外的王老村，正直善良的她头些年就带领村民参与组建维权协会。大学生到南唐后，她每天组织本村骨干一大早就带着吹拉弹唱的乐器赶到南唐村参加各种活动。为了记住大学生教的歌曲“三个代表好”，她把歌词抄回家背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还结合歌曲教我们扭秧歌。后来我们去她家走访，才知道她丈夫去世很早，自己独自拉扯大了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和照顾老人，非常不容易。她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她特别希望有一个我这样的女儿。当时我的心里暖暖的，特别感动，我说：“那我就做您的女儿吧，您就是我的安徽妈妈了！”王妈妈特别不好意思的说：“你是大学生啊，我是普通的农民，那怎么好呀？”我说：“有什么不好呢？我还有很多要跟您学的，您就是我的安徽妈妈了。”我和王妈妈都高兴得紧紧地握住了双手……

后来的几年，在各地大学生的协助下王妈妈带领本村村民成立了文艺队、老人协会、合作社，还发动村民一起出工修了路，也当选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人之一。

我每年都会争取去她的村里看看或邀请她外出参与学习和交流，我们俩不管谁遇到困难都会互相倾诉和鼓励，遇到高兴的事也会一起分享喜悦。

十多年过去了，王妈妈和王老村的骨干们从五六十岁走到了六七十岁，还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一直坚持参与他们组织的每月三次活动。

就是这些被看作“弱势群体”的乡村妇女和老人们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带来了村庄面貌和风气的改变，连外出打工的人也带钱回家入股合作社。

社会磨砺——挫败中沉潜

2003年暑假的安徽支农以后，我已经认准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当我到北师大读研后，就完全融入到农民之子和乡村建设的各种实践之中，开始朝向自己心灵的家园前行。

2004年，我参与组织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 “乡村建设高校行”、“单车骑行万里千村”、“龙门杯”北京首届打工子弟作文竞赛……我们的志愿者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2005年，各高校支农社团开始在农村宣传合作社的理念，并协助一些村庄建立了合作社。

同时，我和许多大学生参与到“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 志愿工作，积极推选出一些投身乡村建设的普通农村妇女，并去访谈和书写了很多被提名妇女的故事。

然而，当年轻的我满怀美好的理想到去实践时，也开始遭遇到质疑和批评。

因为在校大学生去农村支农调研，一般呆的时间不长就推动建立合作社，志愿者们也很难长期跟进合作社发展；当合作社内部力量还没成长起来，又缺乏外界支持时，不少合作社中途夭折，对农民的积极性有一定打击。

一些农民和在地方上开展农村工作的公益机构对我们颇有微词。我们开始反思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乡村发动农民组织时要非常谨慎，更需要深入持久的调研并注意去发现农民们真正的需求。

同时，由于我们志愿者推举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妇女们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从事着看似平凡的农村事业，社会主流并不认为她们应该提名国际大奖。

我原本认为同为半边天的妇女群体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团结，却忽视了妇女内部也是分阶层的，也有职业身份的差异！

社会主流对底层妇女为日常生活的和谐与和平所做的贡献的无视让我下定决心，一毕业就要去农村社区长期做妇女工作。

2006年，刚毕业的我和2005年从北师大毕业并在从事草根公益工作的另外4位老农民之子，带着“抱成一团打天下”的豪情，联合中华女子学院的老师和满腔热诚的女孩露露，搭建起“支持草根组织大学毕业生志愿者项目”平台。

我和露露在这个项目支持下去河南农村做一年的妇女社区工作，同时我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在职的社会工作硕士课程学习。

我原本是希望一边学习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一边在农村实践中去运用。然而，正因为我带了太多的所谓的“理论”、“方法”和大学支农的“经验”，我很急切地想要 助妇女们、老人们组织起来，却没有能够沉下心来融入到村民们日常的生活中，没有走进妇女们的内心世界里。

相反，跟我一起去村庄的露露没读那么多书，也没那么多束缚，她和村里的大妈大姐们一起做饭、绣花、干农活、拉家常，打成一片——她更清楚村民们并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所谓的“组织”。

当时的我，被妇女解放的“理想”和“使命”驱使，认为我们到农村不是去“生活”的，而是去开展“社会工作”的。

而西方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是不能直接照搬到乡土中国的大地上。

其实，我没想到最需要“解放”的是被精英意识潜移默化的自己！

多年后，我才理清那一年挫败的教训。感谢露露和乡亲们的包容和温暖，让我从宏大理想的迷梦中惊醒——我不是什么振臂一呼的英雄，我还需要沉潜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需要不断修炼自己的“平常心”。

2007年，挫败的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妇女工作？我退回到熟悉的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开始做打工子弟自然教育和教师项目。

我尽量以谦卑和低调的心态，跟打工子弟孩子们学做饭，跟他们一起玩，听家长们对孩子的唠叨，陪老师们散步谈心……我从社区里普通人身上学到了很多。

当我和老师、孩子、志愿者们都来到密云的大山中，我们都成了大自然的孩子。

虽然我也会带领一些活动，但我最受益的是学习种地、堆肥、盖房子、做木工、徒步野营等。我的身体在大自然中舒展，心灵也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我不再执着于所谓的成功或失败、得与失，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希望与评价；我也不再把理想挂在嘴边，不急于与人争辩。

2008年，我到香港学习和实习了近四个月，我最大的收获是与不同机构从事实践工作的前辈和师友们的生命对话和交流。他们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和反思分享给我，让我真实的感受到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

我感到自己的所谓“挫败”其实不值一提，真正的实践道路才刚刚开始。

从香港回来后不久5.12汶川地震发生，我去绵竹灾区参与了一些志愿工作，看到了那些顽强活下来的生命的力量。我自己一直在反思我到底是谁——我的身份角色是什么？我内心真正想要去向何方？

我曾经想要深入农村做一个农村妇女，又想要做一个能从本土社会工作中提升出一些经验和中观理论的知识分子，后来发现这两者对于我来说都做不到。

离开大学生支农时代的光环，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或者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农民之子”不就是农民的孩子么？！“沉潜十年”——孩子的“沉潜”和成长至少需要十年啊。

在理想、事业、学业、家庭、健康等各种矛盾张力之下，我发现如果什么都想要是什么都得不到的。我是越来越清晰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后来我放弃了香港理工的硕士学位。

回归生活——“存在的革命”

2009年，我重拾最初的妇女工作的理想，在继续“农民之子中心”教师项目的同时，成为“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唯一的全职工作者。

我几乎每个月都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探访底层的和平妇女和志愿者们。

我不再只关注她们如何从事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工作，我也观察和倾听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艰辛，在母亲、妻子、女儿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平衡取舍……

在与不同妇女的生活和生命对话中“学习”如何去做妇女的工作，体会我自己应该如何做一个肩负多重角色的女性。

2009年前后，随着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及城市就业与生活压力的激增，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开始关注三农。

乡村建设逐渐走向城乡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社区支持农业（csa）、青年人返乡、城市消费者运动（有机农夫市集等）应运而生。

顺应时代的需要，我们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的工作也确立了以生态、生计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并且挂靠到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前身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通过配合国仁下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搭建社区支持农业和生态农业学习网络，我们推动农村从事生态农业及坚持传统手工艺的妇女到城市分享她们的宝贵经验和生命故事。

同时，推动更多志愿者去农村访谈传统健康饮食及手工艺的由来与制作方法，还有传承手艺的妇女和老人的故事。

通过这样的城乡交流互动，城市的年轻人和村庄的妇女老人们都从衣食住行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新体认到原本平淡的乡村生活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近几年来，安徽阜阳的王妈妈、返乡青年刘全影等妇女代表们到了城市的高校、社区、幼儿园、消费者团体中举行生命故事分享会和手工艺工作坊。

她们满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载歌载舞地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自己日常生活的抗争经历和村庄的新乡村建设经验，手把手地耐心教授城市人学习缝香包、做馓子、炸糖糕等。

她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坚忍的精神感染了很多人，也把传统健康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城市。

从这些妇女和返乡新农人身上我也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与事业结合的可能性。

所以，当我自己成为孩子的母亲时，我和丈夫选择了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

我们一边带孩子，一边种地，养鸡鸭羊，同时从事自己的工作。

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要去协调自己的各种角色，处理自己与各种生命体（大地也是有生命的）之间的关系——带着孩子在土地上劳动、玩耍，与动物、植物一起长大是如此的踏实和幸福。

当然，我们的农村生活中也要面对许多普通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被周围人嘲笑，为保护鸡鸭与野狗、野猫斗智斗勇，天气太冷导致刚出生的小羊冻死……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老小更是被地主粗暴的赶出土地。那时，我对那块刚刚恢复生机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命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却没有对自己的遭遇和未来的生活产生过恐惧。

我认识的底层农民曾经遭遇的困难比我遇到的严酷得多，而且我还有那么多从事公益的朋友支持和 助。面对地主的暴力行径和法律的漏洞，我们并没有屈服，也没有以暴制暴，而是在朋友们的 助下和平谈判，据理力争。

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但我们安全的离开，并选择了在另一个农场附近的村子生活——这样我们还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土地上劳动。

后来有人问我，这样的生活有安全感么？我的回答是，安全感是自己给的，不是靠别人或外界创造的。

对于我来说，任何物质的困难都不是真正的困难。真正需要谨慎处理和认真面对的问题是各种人与人的矛盾和关系，以及在这些压力之下自己内心的矛盾。

我也曾经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迷茫，非常沮丧。

曾经的我，还有很多做志愿活动、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很缺少内在与外在的和谐——外在的压力和矛盾会控制自己的思想与情绪，从而使内心不能平静。

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我能经常走出去，去跟乡土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对话，在与微观的生命故事和宏观的社会时代的对话中慢慢解放自己，找到一些东西。

同时，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在寻找，寻找生命的归宿、坚持的价值、心灵的家园……

2009年底在非洲加纳开会期间，我看到了跟我们中国农村相似的织布机和手工艺品——我似乎找到了人类最本真、最淳朴的那种相似的东西。

有人说人类起源于非洲，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共同的灵性的需要——内心真正的平静和安详——“平常心”。

这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农耕文明、乡土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

只有以“平常心”，坚持做“平常事”，我们才能直面内心的各种矛盾，才能使内心矛盾与外在的行动与事业追求平衡一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否则，即使是志愿活动、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这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将面临市场化逻辑下的恶性竞争与不平等。

陶行知曾说“生活即是教育”。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乡村建设志愿者正是在与这些妇女、老人和乡亲们的携手前进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从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北京梁漱溟中心的“人才计划”、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代表的csa、到“返乡青年”或 “新农人”——从轰轰烈烈的支农时代走向长期可持续的城乡互动；从外向“救世”到内向“树人”——从农民的孩子成长为继承百年乡建使命，横向沟通城乡发展的平凡而不平庸之人。

乡村的父老乡亲们待我们年轻人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城市出生的我更深感他们带给我的生命力量远远多于我的亲人，他们带给我的改变远远大于我带给他们的。

不少人问过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我做十余年的志愿者，我都会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地给他们讲述我和那些妇女、老人、孩子之间的故事——这些琐碎细腻的生活世界里真实的历史。

我和无数的志愿者也正在和他们一起携手走向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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