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考研，年轻人有得选吗？

4月初，考研教育科技集团发布了《2022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不仅对中国考研培训行业进行了分析和洞察，还从2022年考情分析和备考策略两个维度入手，深度剖析考研趋势和原理，为备考学子保驾护航。如今，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更多重视，且考研人数也在持续增长，深处其中的备考学生都在经历着似而不同的人生，在他们的故事里，有着这个时代的印记。

围绕要不要当老师的职业选择，几个年轻人与考研结缘。他们的经历，在数百万计考研大军中，既独特又具代表性。为什么考研，考研难不难，读研什么样······这些所有考生几乎都会提出的疑问，能在这几位年轻人身上找到参考答案。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在考研这件事上，人类的悲欢大抵是相通的。

考研人

惊蛰这天深夜，距离3月13日还有不到一周时间，于平看着电子日历上的这个数字怔了下神，旋即放下手机，把注意力拉回，集中在《教师资格证考试教材》上。这种头顶倒计时的日子，在他四战考研的几年，已经习以为常。于平今年有望如愿，研究生笔试成绩超过了某省会师范学院的招生分数线，现正等待复试通知。他是第一次经历这个阶段，觉得马上会苦尽甘来，但不能松懈，他“决定先把教师资格证拿下来”。

在一所高中工作四年，直到研究生复试通过后，李笛元才递了辞呈。因入职时签过五年服务期合同，她要赔偿20万。爸妈为此跟她闹了小半年别扭，钱最后是姥姥帮衬掏的。老人家相信：“学点什么比挣出什么更重要。”去年入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在线单向选择导师，最后归入外聘导师门下。导师是外校的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大牛”级人物，但李笛元经历了专业调剂，所以从入学至今，她都在恶补基础知识。

2020年，武汉这座城被全世界关注。对于陶希阳和张涵两人而言，武汉牵动她们内心的还有更多。陶希阳本科在哈尔滨就读，去年考上了武汉一所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今年刚开学，她便辞去学生工作职务，“这学期的课太多，时间排不开”。张涵在武汉读了四年书，2019年年末，她参加完研究生笔试后，耳闻传染病流言，分外警惕，在武汉封城前回了四川老家。考研落榜在张涵意料之中，她原本想出国读书，只是事与愿违，留学计划只能无限期搁置。现在，她是“光荣的北漂打工人”，一家教培公司职能部门的小小螺丝钉。奔赴职场后，她发现教师这个职业如今是香饽饽，心动了，准备努力试一试。

大三学生王洋刚上大学时就决定考研，其动机简单——未来想当一名教师，而研究生学历是个门槛。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先确定目标为首都师范大学，接着将专业方向定为美术史，并开始购买该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开设的网络课程。与此同时，他还报名了考研的英语和政治考研课程，想要确保“有备无患”。王洋从去年6月就开始备考，到今年12月笔试，时间充裕，他从不担心没有自习座位，因为考研在他学校里是“小众的”。

动机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显示，中国2021年考研报名人数达到377万人，较2去年增长10.6%，5年间，考研报名人数翻了近一倍。考研，俨然成了一种典型生活方式，流行在当代青年的生活中。考研人前赴后继，除了尚未摘掉学生身份标签的毕业生，还有职场打拼多年后回校重塑的“社会人”。所谓考研动机，无非是提升学识与竞争力，而充满揶揄意味的“逃避现实”言论，既像自我解嘲，又似有好事者信口雌黄。那些躬身数月、甚至数年去备考的年轻人，有他们要正视的群体现实，但个体现实的肌理往往似而不同。

中国大学生考研报名人数近几年持续攀升。

和王洋一样，于平考研也是想将来成为一名老师。他对“老师”这个职业身份又畏又敬。于平小时候学习差，老师待他不友好，甚至有一次，小学班主任叫来他父母，让他们去医院给于平开一张低智商证明，以确保他的成绩不会被记入班级平均分计算中。这件事后来渐渐成为于平心里的一块疙瘩，让他一直自信不起来，甚至“开始讨厌教师”。其实，于平对教师这个职业并不陌生。他姥姥和姥爷就做了一辈子人民教师，姥爷也一直是他的偶像。2016年，姥爷过80大寿，他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祝寿，那种桃李满天下的景象让于平难忘。也是从那时起，于平的想法变了，他想去当老师，做一个可以为人师表的人。对于自己的选择，于平说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失去学习的耐心了。

王洋教书育人的想法洋溢着朝气与活力。上大一的时候，他在校外做幼儿园和小学的兼职老师，教乐高课和美术，孩子们喜欢他，他也觉得和小孩相处没有负担，“非常舒服”。原因何在，他并不清楚，只觉得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是“用心”的，“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现在好了，我没赚钱养家的负担，觉得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去做”。王洋对意义的追求，贯穿大学四年——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给幼儿园小朋友买玩具，把兼职赚的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申请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觉得，看到别人因自己而开心就很有意义。哪怕将来不能成为老师，他以后也要抓住机会去山区支教，“远离这喧嚣的环境，认真做点事情”。

考研，还意味着可以去选择。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李笛元和陶希阳都选择“不”。李笛元原本个幸运儿，本科毕业那年，她先是经历了一次考研失败，后参加门头沟一所公立高中的招聘，恰巧赶上当年该校进京指标短缺，作为本地生源的她，便成了一名本科学历高中政治老师。在此之前，她所有的人生规划都是为了当老师，包括那次失败的考研。

梦想成真后，李笛元发现现实和理想差距巨大，原本以为每天的日子是研究和琢磨怎么把课讲好，但实际上自己却被很多教学管理上的事务缠身，总是顾此失彼。纠结两年，李笛元便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备考，利用晚上和周末去考研辅导班学习。如今尘埃落定，她觉得读研是自己人生的分水岭，哪怕需要重新学习，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她不想再做老师了，想要寻找人生的另外可能。

陶希阳在师范大学读大二的时候就意识到，在教师就业选拔中，本科学历没有任何竞争优势，所以要么去考研，要么就尽早掐灭想当老师的念头。大三那年，她下了要考研的决定。一是觉得自己本科期间时间没利用好，专业上有欠缺，二是想在将来就业时多一些主动权，以及选择上的可能性。她的考研动机具有普遍性，是多数学生加入的考研大军的初心。只不过，在这趟脑力、体力和意志力均要经受考验的路途中，稍有不慎就会无功而返。

在距离考试还有3个月时，陶希阳的复习节奏被瞬间打乱了。她的目标院校突然更改考试范围，新增了8本需要掌握的教材。她感到措手不及，慌乱一阵子后，决定按照考试大纲与国内舆情来划重点和进行排除，然后尽力而为。最后结果令人欣慰，她的应对之策生效了，本科毕业时因疫情而没能拍毕业合影的遗憾，也能在读研阶段聊作弥补。

意义

现代研究生教育制度诞生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距今有一百多年历史，而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也才经历了几十年探索。这意味着，当下考研学子的努力，他们走的每一小步，都具有样本价值，能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参考。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薛天祥在其著作《研究生教育学》中指出：高层次专业教育和以研究与创新为主要特征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本质属性。那么，在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衔接处，即考研这个短时间片段，除了能提供一纸筛选结果外，还会留下什么？

备考期间，张涵总会触及到自己自主学习能力的边界。2019年3月，她开始进行资料收集和选择目标学校的工作，尽管网络上有大量考研经验贴，但在信息爆炸的环境里，她反而难以准确自我定位，“不知道该信谁的话，有很多看起来适合我的帖子，但行动时总感觉南辕北辙”。正式加入考研队伍后，她经常和室友一道，从早七点至晚十点地泡在图书馆，但效率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复习常常走进死胡同，那段时间她总爱做同一个梦——不明形状的庞然大物将她吞噬，直至与她融合，感知也迅速扩散消失。

在写本科毕业论文时，于平觉得自己确实需要读个研究生。他发现，“本科学的那点东西，只是一点儿皮毛”，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很多，一时也听得明白，但真正运用时候，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懂，或者说是懂了一点。整个论文操作下来，于平觉得自己是在“罗列”，连“讲述”都谈不上，更不是在“研究”，且困惑未解——究竟自己找的资料恰不恰当，引用书目的价值何在，还有没有遗漏的部分。四次进出研究生考试考场后，于平说自己算是真正掌握了一些自行学习的方法，可以应用到论文写作中。他像“小学生作文”一般的本科论文早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考研留下的宝贵遗产将会被他带入研究生学习中，甚至是之后的工作生活里。

新的一学期到来，陶希阳面对满满当当的课表，第一反应就是去辞掉学生工作。她说，这算是考研锻炼出来的一种自主能力，“在做一件事前先排除可控干扰”。如今回想，她觉得不论考研成功与否，经历过的人，他的时间和精力都不会白浪费，会在处理信息、社会交往和人生选择等方面获得成长。李笛元面对的，还是“大牛”导师的学术威慑，且因为导师是外聘的，不能经常予以监督和指导，她的读研之路以自觉为主，“总不能因为老师不看着你，就给自己放假，学习永远都是自己的事情”。经历当老师、考研、读研，她太了解自觉的重要性了。

于中国多数学生而言，研究生考试是他们第一次可以主动拥抱“自由”的考试。他们可以选择考与不考，不用背负带有强制色彩的升学压力；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挑选学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备考；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拥有退出、拒绝和说不的权力。不过，当这种“自由”摆在学生们面前的时候，很多人懵了。他们接受的本科教育，引导众人来到分岔路口，然后便默不作声了。这或许也是一种教育，但习惯了在指导与训练下进行考试的他们，在面对考研时，脸上露出的不是获得“考试自主权”的兴奋，而是迷茫。于平、李笛元、陶希阳和张涵，他们都曾被困惑折磨，就连如今在积极备考的王洋，在刚过去的寒假中也有点慌，他发现自己记不住英语单词了，于是赶紧向自己在考研辅导机构的老师求助。

考研辅导机构的大量出现，是应时而生，它在一个巧妙的位置上弥合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间的裂缝，考研人们看到了抓住救命稻草般的希望。一位知名的考研老师表示，他常常能直观地看到学生们的迷茫，“研究生考试处于学生们的转型时期，当他们坐在教室里时，很多因素让他们难以专心，需要不断地调整状态，才达成内心的平衡”。在夏路洋看来，学生们虽然普遍都已成年，但学习经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攻克研究生考试，所以需要专门的老师去协助，才能在短期内摸到研究生考试的门径。

至于如何看待这种短期师生关系，一名考研英语老师觉得，他与学生不是严格意义上师生关系，更像是朋友和伙伴，他们通常以分享的方式进行沟通。“现在的学生，视野更开阔，已经不需要老师去帮着涨见识了，这个时候，学生最想要的就是知识和方法”。上课时，他会着重关注学生情绪上的变化，呈现一个与大学课堂不一样的感觉，“学生在考研上付出的情绪很多，甚至超过高考，一旦老师介入其中，就会留给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从2005年开始教授考研英语，如今不管是短信还是微信对话框里，都活跃着他的各届学生。那个在迷茫中为你指路的人，通常会被记很久。

通过考研，年轻人们希望跨越到理想的大学、城市，甚至阶层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要面对怎样的风暴和险阻？不同的人，在故事细节处有着大不同。不过，在普通考研人身上，能折射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境况。他们的考研命运，注定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群体记忆。考研，是一道迷雾重重的自选关卡，即便通关，也不一定有奖励，但仍阻挡不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尝试。原因或许在于，他们都知道，以后这种可以自主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