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宿考研机构们带着原始的吸引力，同时又混杂了残酷职场的推力、渴求学历的拉力，把天南地北的考研人拽到了一起。这里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避难所”，也成了“桃花源”。

文 | 王双兴

编辑 | 楚明

运营 | 以繁

图 | 王双兴（除特殊标注外）

这里的一切与“研”有关

每天早晨7点，周然会准时出现在院子里，一把小马扎，一本单词书，垂着脑袋念上一会儿，然后闭上眼，仰起头默背。马尾松松垮垮地绑着，黑框眼镜后面，是几个月没化过妆的脸。

她和几千个年轻人一样，寄宿在青岛农业大学附近的考研机构里。过去几年，来这儿备考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产业慢慢形成、扩大。时间久了，这里的一切都和“研”相关。

自习室的桌子之间挡有隔板，每个空格里装着不同专业的考研梦，以及金融教辅、设计理论或者考研红宝书；院子里立着的铁管之间被拉起横幅，红底黄字写着“努力只能过线，拼命才能上岸”；优秀学员的个人档案随处可见，上面写着录取院校和初复试分数，在寄语的位置，他们说：“考研的成功真的没有捷径，就是一次次枯燥的重复和加倍努力的学习。”

在机构的食堂里坐上一会儿，就能听到不少“考研黑话”：二战（第二次考）、上岸（考上）、旱区（阅卷严、压分的地区）和水区（阅卷给分高的地区）、洗瓶子（进实验室后的基本技能）……食堂是整个机构里氛围最轻松的地方，但也有人闷着头吃饭，吃着吃着，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

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大多和“研”有关。超市售货员是一战失利准备二战的兼职学生，招生老师有的是中途放弃考研决意找工作的，有的是已经上岸的，还有的是边在机构工作边继续考研的人。

带新人参观时，“金句”总是脱口而出。一名自己也在考研的招生老师指着自习室里随处可见的复习资料和旁人说：“今天看的书都是明天赚的钱啊。”

周然所在的机构是附近最大的一家，能容纳2000人。建筑呈四边形，东西两栋分别是背诵室和食堂，南北两栋则是男女宿舍区，每栋楼的一层被改造成自习室。

在青岛农业大学附近，一条街上，隔几十米就能遇到一家同类机构，从头走到尾，能看到七八个不同颜色的招牌。在学校西南和东侧，还有几家夹在工业园区、养老院和树林之间，大大小小的考研寄宿机构也有十余家。

在社交媒体上，考研学生们梳理这一新兴产业的脉络时，青农被视为“源头”之一。

其中一家机构的负责人徐天总结，作为“全国四大考研基地”“三大考研二战圣地”之一，青农一直以考研人数多、二战人数多而著称。起初，机构们大多把青农学生视为目标客户，但后来，渐渐有外省市学生前来寄宿，于是机构也越开越多。同时，青岛环境好，青农所在的城阳区地价低，依托学校可以给学生提供衣食住行的便利以及心理上的安全感，也都在机构选址的考虑范围内。

徐天所在的公司主要做教育培训，去年，因为嗅到新的商机，开辟新项目，加入到考研寄宿机构的赛道里。这些机构，有的借助青农闲置的宿舍楼，有的在学校附近租购场地，还有的和徐天所在的公司一样，是由受疫情影响、经营难以为继的酒店改造的。

宿舍、自习室、背诵室是每个机构的标配，条件更好、场地更大的，则可以提供食堂和超市。备考半年，学生们根据所选的宿舍类型支付费用，单人间金额往往过万，人数最多的八人间则大多收费三四千元。这些机构像简易版的大学，满足考研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有人把它总结为“贩卖空间和氛围的服务”。

▲ 寄宿学校内的背诵室。图 / 受访者提供

在这里，学习是唯一的主题，也是唯一的评价体系。很少有人关心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只有学历是最常被过问的。毕业于名校的学生和打算考名校的学生，一概被奉为“大神”。一个女孩听说另一个女孩的本科院校是自己选择的研究生院校时，先为巧合而激动，紧接着又失落了起来：你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

“考一个更高的学历很有必要”

只有考研这个终极目标是明确的，关于其他，周然没太多具体的规划：先上岸就行，一本二本都行。她回过头看，觉得以前走过的坑坑洼洼的路，都是因为学历不够好，现在只要往上爬爬，“再进社会应该能更顺一点吧？”

周然毕业于一所三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当时，亲戚们觉得“小姑娘干不了编程”，一心要帮她找“安稳轻松”的工作。一群亲戚一起帮忙，但因为“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花了不少时间，最后才托关系把她送进了当地一家公司的市场部。

第一份工作，因为业务不熟悉还被同事说闲话，周然一赌气辞职了；很快换了第二份工作，但因为前面有位干了十几年的市场经理，觉得看不到上升空间，也辞了；接着是第三份、第四份……毕业3年，周然换了五六家公司。

再找工作时，她想着能找“不压榨员工的大公司”，简历投出去十多份，没有回音；想找一份“稳定的清闲的不用24小时在线”的工作，但大多需要学历和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而自己的计算机专业更新换代太快，毕业几年之后再想回也已经回不去了——再一次，她把这些统一归结为“学历低”。

紧接着，“学历危机”也蔓延到了婚恋世界。周然觉得，相亲市场也在无形中给人划分等级。在闲聊时，她几次提起“门当户对”。“学历特别好的人家不会给你介绍，因为你（的学历）够不到他的层次；家庭条件特别好的、特别有钱的人家也不会给你介绍，人家一般都想找个学历或者工作能拿得出手、带出去有面子的。”周然说：“我什么都拿不出手。”

如今的男朋友是在相亲中遇到的，在介绍起对方时，周然习惯性地拿出学历和工作标签：一本大学毕业，但“家是农村的，而且不到一米七，还是个胖墩，所以之前别人各种介绍都不成”。但周然觉得，这符合自己心里的“门当户对”。

周然辞职后，工作的焦虑立刻被失业的焦虑替换。待业期，听说表弟辞职考研并且顺利上岸了，周然突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也开始搜起了考研的信息。工作时的崩溃，找工作时的碰壁，大大小小的风浪汇集在一起，都变成了推着她往考研路上走的动力。

男友也支持她考研，“特别特别支持”，虽然，她心里也想过：到底是因为他也希望配偶“学历或者工作能拿得出手、带出去有面子”，还是因为他自己从农村考出去，打心底里认可学历能改变命运。反正，他说：“考一个更高的学历很有必要。”

周然决定考研。也只有这个决定是清晰的。至于其他，草率到有些像玩笑：爱吃肉夹馍和羊肉汤，所以报考院校选择了西安；以前报销、核算时接触到会计，觉得这个岗位被全公司“供着”，所以选择了会计专业。

这一选择很快在亲戚们那里得到了确认，大家说：北上广竞争激烈，西北则好多了；女孩子还是要稳定下来，考个研再考个证，到任何时候都会受欢迎。周然确定了，就考会计。

决定考研后，考虑到自己自制力差，她从网上搜了搜寄宿考研，然后挑了家带食堂的，住了进来。

附近这些大大小小的寄宿考研机构，准备二战的李威全都考察过。他借着出去玩的名义从老家威海跑来“寄宿考研圣地”青岛，看环境，问价格，给自己挑好了一家备考机构。

和周然不同，李威没走过社会上坑坑洼洼的路，他1999年出生，从大三开始考研，想在走出象牙塔前，给自己更高一点的起点。

李威在高考那年发挥失常，也没复读，进了江西一所二本院校；选专业也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在职校当老师的亲戚说，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收入高、前景好，于是帮他选了工程管理。

很多个受访者都提到了“亲戚”。有人按照亲戚的建议选择专业，考教师、考银行、考公务员，意味着稳定。在飞速变化的时代，关于未来的出路，年轻人们却变得愈加保守，更加追求安全感。

但亲戚们的视野常常是有限的，几年后李威意识到，事实上，自己踏入这个专业时，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早就过去了。

入学后，起初是不甘心，总觉得自己属于“更好”的地方。慢慢地，不甘变成了向往。李威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实习，公司坐落在上海大学里，实习生也大多来自上大或是上海的其他高校，李威觉得，“人生的参差一下就被拉开了”。

虽然实习期大家的工作内容都相仿，但项目领导会更倾向于把重要任务交给名校生，李威私下里和前辈打听公司的用人门槛，得到的消息是：要是学历和学校不够好，你的简历人家可能连看也不看。

李威也和本专业的学长学姐们咨询过，得到的信息同样残酷：不用说头部房企，100强们招聘的应届生基本上都来自建筑老八校，再加上那些985、211学校。另一方面，年轻人遵循经验扎进热门行业，也抬高了这个行业的门槛，就导致学历越抬越高。

作为“双非院校”的毕业生，他们进入名企可能性要降低许多。李威视线范围内就业最好的一个学长进了江西本地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做策划，过万的月薪足够体面，但工作中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把PPT做得好看”。

那时起，李威动了考研的念头。

心理上的乌托邦

这样的初衷在年轻人中很有普遍性。似乎每个热门专业对应的行业都“卷”得厉害，于是考研成了为数不多的应对途径；但考研的人越来越多，考研本身也变得“卷”起来。

▲ 站在院子里背书的备考生。图 / 受访者提供

学设计的嘉嘉说，本科毕业的出路大多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从设计助理开始做起，换句话说，就是“打杂”。虽然研究生毕业也要从助理开始做起，但“他们更愿意把新的机会给研究生”。

学会计的天天说，只有本科毕业后才能考注册会计证，而没有证去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那些老会计会非常看不起你”，也意味着，经验和技能都很难被传授。

中国教育在线编制的《2021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1年考研报考人数377万，较2020年341万增加36万，增幅10.6%。而在2016年，这一数字为177万，此后几年一路上涨。

越来越多的人考研，有网友开玩笑：就连某音乐的热评三巨头都变成了考研、失恋、考研且失恋。在山东，考研的氛围尤其浓郁，这里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34.8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3.5万，考研人数和增量均为全国之最。

一个备考的女孩说，自己哥哥七八年前大学毕业，导师“求着他考自己的研究生”；七八年之后，身边一群人考研，就算考上了，也需要自己联系导师。她回忆，大三那年，“就好像全班都在考研”，一宿舍3个人，除了自己在犹豫，其他人都铁了心要考研；后来大四宿舍整合，她被分到新的宿舍，6个人，又全都在考研，“就好像不考不行，赶鸭子上架似的，就去考研了”。

同样写进《2021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的还有：“目前考研热度较高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相关。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就业压力变大，迫使更多的应届毕业生及往届生考研，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以提升竞争力。”当疫情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当未知的世界让年轻人没有安全感，考研成了迷茫中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一个在机构里做招生老师的女生说，以前在学校时，恨不得赶紧毕业，赶紧面试、实习、工作，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会像职场剧女主一样，穿着西装和高跟鞋进出写字楼。

“真进了社会，发现自己被按在地上摩擦。”大四那年，她找了一份在央企的实习，眼看着就要转正了，疫情来了，实习生们被委婉辞退。“本来有事干，忽然一下没事干了，没目标了，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她开始乱投医般地找工作。待遇好的学历不够，不限学历的待遇不行，就算最终把对工作内容的要求已经降到了可以忍受“坐在电脑前敲字”，依然没有合适的岗位：“有的待遇每月只有不到四千，在市里，租房就要花掉两三千。”——而青农附近的考研机构，寄宿费用在四五千左右，半年。

前不久，那个女生拍了毕业照，快门按下来的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学校彻底没有关系了。失去最后的庇护所，女孩决定考研。

这个本该踏进职场的女生突然变得很忙，一边在机构里兼职负责招生，一边准备后半年的考研复习，同时，还参与了教师证的考试。以前，父母和所有家长一样，劝她考教师，但她“挺叛逆的”不愿意考，疫情爆发后，工作泡汤了，很多企业都受到影响，但老师们的饭碗依然捧在手里——上网课——女孩突然觉得，“真香”了。

但不管是留在机构里工作，还是考证当老师，都让她觉得“好像被困在这里了”。考研看似成了困顿时刻的一个出路：“总感觉考研意味着会有更多可能。”

寄宿考研机构也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避难所”。

李威听学长学姐说过，在机构里，很多人像“打了鸡血”似的学习，就算早上5点多起床，都有比自己更早的；就算夜里12点多回宿舍，都还有人留在自习室。李威觉得，这样的氛围能督促自己更刻苦。

一战那年，赶上假期，李威回到家里复习。家人的关心无处不在，但会变成一种压力。饿不饿，吃不吃饭，复习进展如何，需不需要找个老师……传到李威耳朵里，就会演变为：不能辜负他们的期盼。于是，关心越多，压力越大。

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很多不经意的细节会刺伤李威。有一次，一个亲戚到家里串门，随口问起李威的考研情况，没等李威说话，妈妈就站了出来，努力解释：“考上了，能调剂，但是他不想去，所以才想再考一年，考个好的。”

李威听见，在一旁不吭声，但心里难受。有愤懑，又不知道是在生谁的气、有什么资格生气；也有惭愧，总觉得好像自己的“失败”伤害了家人；还有点“知耻而后勇”的力量感夹在里面，然后和自己说“二战必须要争气”。

李威的父母做海鲜生意，早出晚归，靠体力谋生活。当自己失去了“学生”的身份，待在自己家里这件事，突然变得没那么理所应当了，他觉得，寄宿，也许可以通过距离减轻一些情感上的负担。这意味着帮自己排除环境上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同龄人之间的资源和信息共享，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上的乌托邦——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失败者”，没有谁会嫉妒谁，也没有谁会嘲笑谁。

和周遭的考研学子比起来，嘉嘉和天天显得松弛又快乐——今天春天，在连续两年考研后，两个人都上岸了——但两个人都留在这里。

最近两年的时间都用来复习考研了，和从前的朋友联系越来越少，新的交际网建立在考研学校里，留在这儿，让人觉得熟悉，也足够舒适，她们打算一直住到研究生开学。

“在黑屋子里洗衣服”

考研人的作息和日程大多相似，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起床，晚上12点左右睡觉，中间的时间除了去食堂吃饭，都放在自习室里。中午，很多人趴在桌上睡，“人体闹钟”会在15到20分钟后叫醒主人——胳膊压麻了。

学上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出现烦躁和疲惫，嘉嘉当时的放松方式是打游戏：反正学不进去，近乎疯狂地一直打一直打，但事实上，负面情绪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解，一想到大家都去自习室学习了，自己却在打游戏，又被累加了焦虑。

一家机构的负责人徐天说，去年他当了好久的心理咨询师。临近考研时，徐天几乎每天晚上要在机构待到一两点钟，一会儿有男孩叫他：“哥，去抽根烟。”一会儿有女孩来预约：“哥，你待会儿有时间吗，找你聊聊。”有人紧张到连续几天睡不着，有人担心再考不上没办法和家人交代，有人不知道怎么处理和舍友的关系，也有人问：“就算考上了，以后要走向哪里呢？”

那些倾诉和迷茫大多不需要回应，那时候的徐天像个树洞，里面塞满形形色色的压力。

天天说，当初在考试前，她甚至把考试的所有步骤都在脑袋里模拟了无数遍：带几根笔，怎么把笔掏出来；试卷有几页，怎么接才能不折损。不止模拟考试步骤，还包括考前的一切：怎么背上书包，怎么走出宾馆，怎么打车，如果打不上车怎么办走到考场……“甚至紧张到过马路的时候都在想：车你千万不要撞到我，我是考研的，我非得考上。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想什么吗？如果真的倒霉遇到意外，伤害我这只手（左手），千万不要伤害我这只手（右手），这只手是拿笔的。”

但不论嘉嘉、天天还是李威，一战都没能收到好的消息。李威把考研比喻成在黑屋子里洗衣服，要拿到外面才知道洗得是不是干净。他觉得，高考时有同学一起学习，有老师督促复习，定期还有考试来阶段性检测。比起来，考研更像一个人的战争，埋着头把衣服来来回回地洗，但等拿到外面，也不见得洗得绝对干净。

李威的一战成绩过了国家线，足够调剂到非双一流大学，亲戚们劝他，先把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拿到手，实在不行以后还能考博、考公务员。妈妈还去找了“大师”，对方表示“应该去上”。

“凭什么算命先生一张嘴一闭嘴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啊？凭什么啊？” 李威觉得心里窝了一堆委屈，“高考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不想再妥协一次了。”

“不甘心”，三个人选择二战的理由都一样。

攀岩

现在，考研的人越来越多，“二战”甚至“N战”“脱产考研”也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数据显示，2020年报名的应届生人数为180.96万，而往届生人数达到196.04万。

考研的年轻人们说，起初还会觉得难以启齿，后来开始发现，二战这件事，好像变得没什么大不了了。在考研交流群里，大家也都坦然地分享自己的一战经验。同行者多了，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异类了。

李威的父母最终肯同意和支持他二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身边有三四个朋友家的孩子都选择了二战，这不再是“丢人”的事。

每个机构都有“传奇”在学生中流传。嘉嘉二战时机构里有个三战的考生，每天在自习室埋着头画图，最近她又看到他回来了，依然埋着头画图，“四战了，看不出有什么”；天天遇到过一个只想考北大的，调剂到复旦都不去，一直考到了30多岁；另一家机构的招生老师说，曾经有位“六战大神”，是个专科生，6年里，心里只有清华。

市场扩大，越来越多机构生长起来。徐天说，自己2018年大学毕业时，寄宿考研机构还很少，更多的是考研自习室；但到了2019年，它们开始一家一家地出现在青岛；等2020年自家公司入局这个赛道时已经井喷式地爆发了，“青农附近六七家是有的”；到如今，数字至少又翻了一翻。

同一时间，“火种”也从山东蔓延到了全国。徐天能明显地感觉到，去年住在自家机构里的280多个学生，有百分之三四十来自外省市；而今年，这个数字降低了一半，因为“到处都开了考研寄宿（机构）”。

机构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网上，随手输入关键词，组团帖、避坑贴、测评帖等等

就一页一页地跳出来，而其中不小的一部分，是广告。它们大多有相仿的面目：以学生的身份和口吻讲述自己的考研经历、寄宿的必要性，然后在“对比多家机构”之后，最终指向某一家。

“招生战”还包括自我宣传和“互相伤害”。今天这家号称斥巨资翻新宿舍，明天那家就对外宣称花80万修路；这家说那家“破旧小楼”，那家说这家“夜里有大车经过”；有的跑去其他机构门口招生，把对方的客源“截胡”；还有的在朋友圈发起隔空骂战，不点名，只说“某家机构”，但在配图里，一定若隐若现地保留着“某家机构”的大名。

有一天早晨，嘉嘉听见窗外有人吵架，看了会儿热闹才知道，当天夜里，隔壁一个机构的人拉来一大堆破旧自行车等杂物，把另一家机构门口的天桥给堵了——那条天桥是嘉嘉所在机构通往青农校园的路，也是它的招生“卖点”。

很多寄宿考研的学生在形形色色招生广告下没了主心骨，最终决定亲自到当地参观，为此还专门催生出了“考察团”的小生意。线下考察，通常清晨出发，傍晚返回，一次考察数家机构，每人只收取50元车费。组织者坦言，他们主要靠“机构返点”牟利。

机构们带着原始的吸引力，同时又混杂了残酷职场的推力、渴求学历的拉力，把天南地北的考研人拽到了一起。

5月的一天下午，天天和嘉嘉在食堂角落里刷剧，周然依然坐在院子里背单词。最近，李威找了一份家教工作，一个月后可以拿到2000元报酬。虽然远远不够支付寄宿机构的费用，但可以自己承担一部分二战的开销，“更心安理得一些”。

到六七月份，他会和新一批考研人一起，拉着行李箱住到寄宿机构里。箱子里装着生活用品，复习资料，希望以及恐惧。

“考研就像是在攀岩，脚下的石头可能暂时会给你一种安全感，但你不确定它会不会掉，会在什么时候掉。”李威说，“我害怕的是，万一爬了很高时和它一起掉下去，代价挺大的。”

（周然、李威、嘉嘉、天天、徐天为化名。）

▲ 晚上还在自习室复习的学生。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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