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朱学良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任安波、熊卫民[1]

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8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高考成绩出来了，数百万莘莘学子将踏入大学校门。迎接他们的将是什么校园、哪些师生、何种文化？他们该采取何种态度，才能不辜负这段黄金时光？八十年代中国科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选择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照。

受访人朱学良，1963年生于云南楚雄，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生物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底赴美国，以联合培养方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完成博士论文，1994年底回到科大，199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并任课题组长。199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组长，1999年晋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年转入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2000年后并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后又历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学位委员会主席、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图1 朱学良研究员 | 2017年12月28日熊卫民摄

在这次非常坦诚的谈话中，朱学良研究员从自己的成长历程出发，回顾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大生物系师生一些令人难忘的往事，介绍了他们在没经验、缺经费、缺设备、缺试剂的环境下，奋发进取，创造条件开展生命科学前沿研究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工作者筚路蓝缕、发展科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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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的家庭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是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熊卫民，目前在负责科大生科院院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施蕴渝老师等公推您是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我因此很想拜访您，请您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尤其是您与科大生科院的故事。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吧。

朱学良（以下简称“朱”）：我于1963年初生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楚雄。它距离省会昆明一百七八十公里，现在把路拉直了也就一百三四十公里，但在以前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云南都是山区，去趟省会挺不容易的。我大概要到上中学时才第一次去昆明。偏远地区的人，好处是很单纯，坏处是见识少。

熊：您的家庭情况如何？

朱：我父亲早年是银匠。要知道我们属少数民族地区，而彝族普遍用银器做饰物。解放以后，这些东西遭到压制，不让做了。银匠店被公私合营，家里被抄，我父亲成了工人，改打铁桶。我母亲一直是没有工作的。我家孩子又多——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所以家里变得很穷困。

熊：银是贵金属，过去做银匠其实也就是做金融家。

朱：是的，性质相近。当工人后，我父亲每月只能挣38.5元，这哪够养活一个家庭？于是我母亲也接很多计件的活，譬如铺棉衣、缝鞋底之类，没日没夜地做，以维持家用。我是家里最小的，比小姐姐还小五六岁。在我刚开始记事时，我的大哥、二哥、大姐就上山下乡了。为什么我家贫困？这也是个很大的原因。当时我大哥念高三，我二哥念初三，我大姐念初二，一股脑儿全都下农村。记得我母亲为此哭了很多次。她去居委会力争，最后居委会把我大哥和大姐分到同一个村，这样好歹能照看一下。我二姐小学毕业就给分到了玻璃厂工作，算是照顾。

熊：让家里的三个孩子同时下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然后，您就上小学了？

朱：对，边远地区就是太左。其实我哥姐都是高材生，我到高中数学、物理题目不会做时，都是我大哥辅导。那个时代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我先在附近的红星小学上学，后来考到新建的楚雄第二中学，是该校第二或第三届学生。学校在山头上，当时还没完全弄好，我们要参加大量的劳动，包括把山顶挖平，将其建设成一个大操场。本来我也是做好下乡当农民的心理准备的，但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们这代人改变命运的机会。1980年高考时，我们二中把规模要大得多的老牌一中给压了下去，一时名声大噪，很是扬眉吐气。

熊：您本人考得如何呢？?

朱：我考得不错，是本州第一名（比第二名 二三十分）、全省第八名，从理论上来说，我可以报考任何学校。

被老师劝进科大

熊：然后您就选择报考科大？

朱：我老早就想过考科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我们整个国家都有一种崇尚科学的风气，“科学的春天”来了嘛。科大本来就很有名，因为少年班的缘故，当时在全国真是如日冲天、名声显赫。我参加初升高考试时，不记得是考了全州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所以有机会去考科大少年班。我很兴奋，还去一中集中参加了培训，到后来却说，少年班有岁数要求，而我的岁数有点大了——我们那小地方上学晚，我到七岁多才开始上学，最后说我大了半岁，我又变得挺郁闷。

1980年时，我长大了一些。考虑到家庭经济窘迫，我打算顺应家里的期望去学医。如果学军医，学杂费、生活费就可全都由国家包了。具体想到的是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因为那里离家比较近。

熊：那您为什么还是上了科大呢？

朱：那个时候，科大派了老师去全国各地招生。有一位在昆明打电话给楚雄教育局，表示希望招我。他还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生物学的发展可能用到各种工具，我的数理化成绩都超过90分，适合学生物学。然后教育局找到学校，学校找到我家，说科大要我去生物系。我家里人对生物学都不太了解，基于各方面的原因，还是觉得去军医大比较好。后来我们二中的校长带了几个老师专门到我家里来，给家长做动员工作。他们说，现在是科学的春天，国家要努力发展科学，而科大是中国科学研究做得最好的大学，还是应当让我上科大。尽管没有学过相关知识，但我之前曾随我哥哥等上山去采过中草药，对生物还是很喜欢的。父母看我愿意去科大生物系，也就答应了。

熊：看来科大在招生方面真是很下苦功夫。

朱：是的。对我而言，上科大还是了了我初中时就有的夙愿。

一天到晚写作业

熊：进科大后，班上同学的成绩普遍都很好吧？这是不是让您感觉到强大的竞争？

朱：是啊。当时科大的名声非常好，招来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应届考生。我们那个时候很单纯，入学时并没有比较谁的成绩更好。但我确实感到了压力。有些同学在他们省份考得非常好，也许是状元；北京、上海的有些考生未必考得比我好，但他们明显更有见识。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听他们说学号是按考分排的。我们班一共有三十多位同学，我排在第十九号，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

熊：你们班上有状元吗？

朱：可能有，我对此没有特别在意。通常大家不太炫耀这种事情。也许学校有过宣传，介绍招了多少位状元，但在班上大家通常不会把这特别当回事。平时考试，也不是特别在意排名。我性格比较内向，从没去看过别人考了多少分。班上同学肯定有反差，譬如我不知道贝多芬，也不知道米老鼠与唐老鸭，班上有同学被取“唐老鸭”的外号，我还挺奇怪的，不知什么是唐老鸭。而且，我也能感觉到班上很多人都明显比我聪明，不光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脑子反应快，平时成绩也比我好。但是，总的说来同学们关系比较好。那个时候氛围比较单纯，大家都一门心思学习。

科大生物系的学习任务真是十分繁重。那时候是五年制，我印象中快到三年级才开始学生物，之前全都是学数理化。而且我们的数学是跟数学系的同学一起上，物理跟物理系的同学一起上，化学跟化学系的同学一起上，所以功课非常繁重。学着学着，我迷茫起来了：我是生物系的学生，可两年过去，还没学过生物学，将来能干什么呀？直到第三年上专业课时，我们才开始接触生物方面的课程。当时的学习任务真是繁重异常，一天到晚写作业，写不完的作业。我入学时还是1.2的眼睛，一年后就戴眼镜了。

?图2 大学期间的朱学良（右一）和宿舍同学合影 | 朱学良提供

熊：同学们普遍如此，相互促进？?

朱：是的，很普遍。大家课余时间基本都在图书馆自习，有不懂的就互相请教和讨论。那时候没暖气也没空调。在图书馆冬天冻得脚疼，只能经常轻轻跺脚；夏天则汗流浃背，我曾给家乡的同学开玩笑说要是挂起来就能做淋浴喷头！我学习着重积累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并不特别在乎名次。有同学考试前千方百计找老师套题，我从不做这种事。考试是测量学生对功课理解程度的方式，答不上来就答不上来，没必要掩饰。我们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可能单纯一些。

熊：我曾听施蕴渝先生他们说，五六十年代他们在科大生物物理系上大学时，课程很重，安排很紧，内容很深。“重、紧、深”是科大课程的特点。

朱：“重、紧、深”……我好像没听过这种提法，但我们八十年代上学时，课程基本还是这种特点。当时的解释是，将来不知道要用到什么工具，所以在本科阶段要打下很强的数理化基础。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未必全都正确。我觉得，“广”是有必要的，“深”嘛，并不见得很必需。当时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学数理化方面的多门课程。有些课程上完、考完，也就基本束之高阁了。由于很快有新的课程要学，不会有时间让你来回味以前学过的东西。工作之后，那些知识也大多没能用着，久而久之，也就忘掉了，真正能记下来的，只是一些很浅显和印象深刻的东西。

编科大《校园植物志》

朱：在课堂学习之余，我喜欢动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譬如为班上同学拍照什么的。班级活动的照片基本是我拍摄后由我来洗的，有时就在宿舍蒙出一个暗室来洗。

高年级时，我还在鲁润龙[2]老师的指导下编过一本科大《校园植物志》。看到某种不认识的植物，就去图书馆查《中国植物志》等资料，弄清楚后，将相关图片复印下来，并写明这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大概在学校什么位置，等等。我很用心，花了蛮多精力，不光木本植物，连野生的草本植物都收录了。

熊：很有意思的工作啊！后来发表了没有？

朱：确实，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也在这项工作中体会到了很多乐趣。老师本来打算去印刷出版，但操作起来发现很难。植物志需要包含很多图片。那个时候条件差，印图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但我本人却因此学到很多植物分类、名称等方面的知识，至今都受益。

熊：现在做这种事情要容易一些，已有很多高校的校园植物志、树木志、花木志得以出版。若是在自媒体上将有关信息发布出来，那更是轻而易举。

朱：是的，可惜那时做不到。倒是后来低年级的同学做了一些标签挂到校园的植物上，这种方式更有操作性。

做了两份毕业设计

熊：您上大学时，生物系有哪几个专业？

朱：好像分成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三个专业。我在细胞生物学专业。

熊：你们何时开始做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朱：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做半年左右的毕业设计。

熊：在学校做还是到研究所去做？

朱：都可以。我是在学校做的，有些同学去研究所做，这跟选题或将来是否考研等有关。我相当于做了两份毕业设计。一份是跟鲁润龙老师做的。他的兴趣是植物组织培养。当时这是挺热门的领域，人们试图通过诱导植物的愈伤组织，令其生根，长出一些小植株。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有利于优良品种的繁殖，甚至还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做人工种子。另一份是跟徐洵老师[3]做的。徐老师那个时候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我对分子生物学感兴趣，与她接触比较多。当时系里进口了一套高压液相层析（hplc）设备，徐老师问我愿意不愿意钻研相关资料，把这套设备用起来。这可以作为毕业设计。?

于是我就两边跑。一方面跟徐老师做生物化学，主要是琢磨英文说明书，调试设备，看如何才能把它运行起来。另一方面跟着鲁老师做细胞生物学，具体来说是做猕猴桃等植物的组织培养。鲁老师带我去皖南水果基地，拿了一些材料来培养。据说猕猴桃的原始品种在安徽，后来被西方移植过去了。他们把它叫奇异果（kiwi fruit）。

熊：猕猴桃味道好，营养丰富，是经济效益很好的水果。

朱：我们当时做这个研究主要不是出于经济驱动。我们把它看成一项基础研究。它属植物组织培养，我们看哪些作物还没做过，我们就去做。

熊：你们做成功了吗？

朱：我没有做成。这项工作最后可能也没有成功。植物组织培养，既需诱导出芽，又需诱导出根，我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做实验有股愣劲。培养的植物组织容易被细菌污染，我对此很恼火，有段时间曾开着紫外杀菌灯操作，尽管我知道紫外线照多了会得皮肤癌。

熊：那您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来有没有发表？

朱：没有。我的工作比较粗浅。那时候能发表文章就很了不起了，不要说本科论文，就是硕士论文，也很少能公开发表的。

熊：其他同学也如此？

朱：当时在大学做的毕业论文水平普遍很低，在研究所做的，水平要高一些，但也未必达到了发表水准。所以，大家基本不奢求能够发表。

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熊：念大学时，学校有发生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大学五年，发生过很多事情。对我这样一个在校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位物理老师的课。我们的基础物理学是他上的，原子物理学也基本是他上的。第一次上基础物理学，他就出题考我们。就几道题，不限时间，什么时候交都行。最后我只得了30分。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30分，远远不及格，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当时我心里忐忑极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给我们下马威——你们不要自傲，认为自己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些题目并不是特别的难，都是我们学过的。只是我们以前习惯于背东西，思维方式不对，所以做不出来。

当然，我们生物系也有不少好老师。如李振刚老师风趣不羁，把分子遗传学讲得风生水起；鲁润龙老师细致严谨，把细胞生物学讲得头头是道；徐询老师聪颖睿智，讲起生物化学中复杂的代谢反应来如数家珍。他们都是我们学生崇拜的偶像！

熊：当时科大给您感受是？

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平等。科大的环境非常宽松，在那里成长，能吸收各种各样的思想。我觉得我们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束缚，哪怕在后来反自由化的阶段。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对科大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使得科大的学生特别爱科大。后来我在美国华人聚会时常听说的一句话是：如果看到一 人围在那里热烈地讨论，一问准是科大人。科大的学生就是有着很强的凝聚力。我一直认为科大是个好大学，她的氛围使全国各地来的学子能取长补短、健康成长。我儿子考大学时填的第一志愿也是科大，最后也如愿以偿地成了我的校友！

毕业生几乎全都考研和出国

熊：毕业后，同学们去向如何？?

朱：绝大多数都出国了。有在国内读了硕士研究生之后出国的，还有在国内拿了博士学位后再出国的。印象中读了硕士后再出国的居多。

熊：想不到在1985年科大就有那么大比例的学生选择读研。您是何时决定要考研究生的呢？

朱：比较早就决定了。我们毕业那年国家对大学生不再完全包分配，毕业生开始自己找工作；当时还有户口问题，不考研究生还意味着我得回云南。我觉得回家乡找工作风险蛮大，就决定考研。同学们也是这种心思，大概我们班没有直接去找工作的，几乎所有人都去读了研究生。

熊：您报的是科大？

朱：嗯，我报的是科大，继续跟鲁润龙老师学习。这是一种比较保险的做法。我当时觉得研究所高高在上，考研究所难度挺大的。因为家庭条件差，我不愿冒风险。

熊：不能同时考两个机构吗？

朱：不能，当时只允许考一个。

熊：考试难不难？

朱：不觉得难，因为我们复习得还是蛮认真的。差不多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复习，就像准备高考一样。后来同学们基本都考上了，只有个别例外。那两位从高年级留级下来的同学与我们联系不太紧密，他们的去向大概稍微差点。

筚路蓝缕做分子生物学研究

熊：您跟鲁老师做什么硕士论文呢？

朱：植物学方面的。当时鲁老师还不能单独招硕士生，他就和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北农大”）的吴兰佩教授联合起来招我。所以我也是吴老师的学生。当时吴老师要求我去北农大上几门课。于是，鲁老师安排我到北京玉泉路科大研究生院去居住和上课，同时去北农大上了几门植物方面的课程。这给了我能在北京上一年课的机遇，长了不少见识。

上完课后，我回到合肥，在鲁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做硕士论文。吴老师最初想让我用电镜观察一个小麦品系中发生过着丝点断裂的某条染色体的着丝点精细结构。我就跑到上海生命科学文献中心去查国外文献，回来后我认为这个课题不可行。后来她又让我鉴定一个小麦杂交品系里是否含有黑麦的基因。当时做分子生物学研究是很高大上的，只是我们谁都没有做过，只从书本和文献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我的感觉是，当时整个国内的研究条件都很差，但相比研究所，我们生物系的条件更是差之又差，做这方面的研究更困难。

熊：这项工作难在哪里？

朱：难在我们没经验、缺设备、缺试剂，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从零开始。由于没做过，出了问题找原因很难。举个简单的例子，书上说dna经凝胶电泳和溴乙锭染色后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发出橙色荧光。但是，当盯着第一块胶翻来覆去的看了很久，发现什么也没有时，我却不知道是没抽提到dna，还是溴乙锭坏了，还是我用的紫外灯功率不够。国产电泳仪老坏，我还得到店里买晶体管之类的元件来学着修理。

又譬如抽提dna需要用到酚。国内试剂品质比较差，酚需要重新蒸馏过才能用，而我们又买不起重蒸酚，那就只好自己蒸馏。酚有很大的味道，可我们连通风橱都没有，只好到室外蒸馏。有一天，我们弄来一个人家不要了的罩子，我钻进去搭了个重蒸酚的装置，趴在里面做点火等操作。鲁老师还开玩笑说，这得拿相机拍下来，等你将来出名后再发出来，用以说明当年做实验是多么地艰苦！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来弄。

鉴定是否含黑麦基因需要用到放射性元素，常规的做法是用放射性磷来标记黑麦的核酸做探针，可放射性磷标记的核苷酸很贵啊，我们买不起。怎么办？用放射性碘来替代。碘是很便宜的，可它比磷要危险。它发射高能γ射线，需要用铅块和很厚的含铅玻璃做防护，还要穿厚重的防护服。而且碘很容易挥发，一旦放射性碘被人吸入，就会被甲状腺富集，容易产生肿瘤。所以，做放射性碘实验的人通常要服碘片。吃碘片相当于自己先吸收很多的碘，这样一来，吸进的放射性碘就不至于被身体大量吸收。我在放射性教研室董老师的指导下服了很多碘片，先尝试标黑麦的rna，但失败了。最后只好把黑麦dna标记上，然后做分子杂交。

熊：看来主要是缺经费，要是有经费，就没有那么多困难，且安全得多。

?

朱：是的。那时候就是没钱。学校的科研经费很少，拨了一部分给我们做毕业论文，数目我不记得了，反正非常微薄，所以条件十分艰苦。

熊：您主要在哪里做研究？

朱：我的实验完全是在科大校内做的。当时生物系的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位于现在科大东区金寨路正门附近，那里有动物房和一小块地，我就在那里跟着鲁老师种猕猴桃，种小麦，在那里搞蒸馏，做实验。条件艰苦也有好处，就是自己要去查资料，钻研和解决很多问题，这对人还是有锻炼作用的。而且，也更能品尝成功的喜悦。记得当真正看到凝胶中dna发出的荧光时，感觉那真是无比美丽的生命之光。老师也兴奋不已，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图3 简陋的实验室也是工作之余的世外桃源。左边隐约可见重蒸酚用的罩子 | 摄于1988年，朱学良提供

熊：没有人手把手地教，做比较有开拓性的工作，困难就是大。

朱：对。当时分子生物学和分子机理研究，即使在研究所，也是高精尖的东西。系里的老师想做，但没人做过。陆续有西方学者来我们这里访问或者做报告，可我们这些研究生，对他们的报告内容闻所未闻，所以几乎都听不懂。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也未必都能听懂。当时跟国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也有老师被派到国外去深造，但他们当时还没回来。我们这些在国内的生物系师生，等于是拿着原始的工具在黑暗中摸索。

熊：但你们还是在艰难的条件做了一些工作。

朱：跟国外同行的完全没法比较。我勉强做了一点，算是能够毕业。正因为比较早涉及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硕士毕业后，系里把我留了下来。

成为863项目的骨干

熊：硕士留校是不是不容易？

朱：肯定不是想留就能留的。我做事情比较认真，比较专注，这大概也是系里看中我的原因之一。留下来后，我在徐洵老师实验室做研究，同时在细胞生物学教研室做助教，带本科生的实验课。此时，由徐老师牵头，倾全系之力申请的系里第一个863项目——葡萄糖异构酶的蛋白质工程项目获得了批准。这个项目的经费量达到了百万元级。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大概也就两三万块钱一个，上百万元，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所以这在当时是系里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老师们奋力争取到了这个项目，需要有人具体实施，我有幸参加了进来。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克隆葡萄糖异构酶的基因。这很可能是本项目的最大限制因素。你得先把相关基因克隆出来，然后才能做测序、表达等工作，再做基因突变、蛋白质修饰等蛋白质工程方面的工作。

熊：你们从哪里克隆相关基因？

朱：从链霉菌里面。徐老师要来一个工程菌，它将葡萄糖转化为果糖的功能比较强，因此决定用它的基因。

熊：葡萄糖异构酶的这种功能是沈善炯院士和他的研究生徐子渊于1963年发现的[4]。

朱：哦，沈先生他们还做过这项发现！我就负责从链霉菌中克隆有关基因。当时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没有经验，只能自己找书、读论文去学习相关技术。我尝试过多种策略，直到1990年春才将其克隆出来。此前系里已决定送我出去深造，唯一要求就是得把基因克隆出来才能走，因为这是整个项目的基础，没有基因，后面的工作都是空中楼阁。

熊：做出来了就不错。

朱：我研究生一毕业就做这个工作。由于不把基因克隆出来就没

法交账，所以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因此推延过出国时间。当时做得还是蛮辛苦的。我出国以后，王玉珍老师等又完成了相关的测序工作，大概在1992年，我们联名在国内的《生物工程学报》上发表了这项工作[5]。这大概可以算是系里自主克隆的第一个基因。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4期。标题为《返朴》编者所加。

注释

[1] 访谈整理人简介：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xiong163@ustc.edu.cn。任安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基金项目：“生命科学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bb2110240046。

[2] 鲁润龙（1937- ），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物理专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有《细胞生物学》等。

[3] 徐洵 (1934—)，女，海洋生物工程专家。1957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78年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工作，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4]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沈善炯自述[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7年，第88-90页。

[5] 朱学良,王玉珍,黄震,刘兢,崔涛,董婉治,牛立文,徐洵.链霉菌m1033 d-木糖异构酶的分子克隆[j].生物工程学报,1992,8(03):232-23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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