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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截稿日的凌晨，无法工作的我打开小红书，第一条推送是一张条形图：“关于时间都去哪儿了”，90%的长度上标明“选择性无视自己的to do list，同时感到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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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随后展开：“这是adhd的启动困难日常。”推送的下一页是to do list，翻到后面，“adhd患者尝试xxx补剂后，戒掉了拖延症”——图穷匕见，这是一个保健品的推广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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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善adhd拖延症状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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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的表述让我心存疑虑，但“想做而做不到”的困扰，在我的生活中是如此真实。显然，这样或轻或重的痛苦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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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对adhd的了解仅限于“多动症”。我想弄懂，这些困扰和adhd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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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边摸鱼，一边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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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是一位编剧，30岁，她的工作安排十分粗暴：每天写4500个字，上午2300字，下午2200字，每写1000字可以休息一会儿。她告诫自己，写出下一个1000字之前，“一眼手机也不能看、一口零食也不能吃、一首歌也不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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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做法只在10%的时间里奏效，20%的时间里，她“会像一个泥瓦匠涂腻子一样精修一行话，甚至对一个逗号或者句号吹毛求疵”，20%的时间里她想到什么写什么，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自暴自弃疯狂敲打乱码，直到凑够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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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寻找一个出口——躺平，连刷20小时小红书、抖音，获取即时的廉价多巴胺；或者信教，她从书架顶把《古兰经》翻了下来，第一句话是“他的全名是阿布·菲达·伊玛顿丁·伊斯玛仪·本·欧麦尔·本·凯西尔。古莱什族，原籍巴士拉，在大马士革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第一个句号就让她望而却步，信教需要耐心，耐心是她最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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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有睡眠困扰，她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一台挂满后台程序的旧电脑，还会随时蹦出弹窗广告，一种永恒的噪声让她经常忘记自己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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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紊乱也常常发生在27岁正在美国读计算机科学phd的米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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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凡的夜晚，他从实验室回到家，跌入了一场番茄鸡蛋面的意识流烹饪，“冰箱里还有虾，加一点”“哎，蛋还有不少，再加一个吧”“哎，番茄味没煮出来，再煮十分钟”……层层累加后，一碗“番茄虾仁牛肉厚蛋面”做完已经凌晨两点半，导致他第二天中午11时多才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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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实验室，他开始沉迷于游戏，随后又接到诈骗电话，直到下午三点半都没正经启动工作。为了弥补，他在实验室工作到更晚，回家饿了又想做饭，在拖延和失能的环环相扣中，他的入睡时间漂移到凌晨四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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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陷入了“崩溃循环”，连续四天凌晨4时之后睡觉，睡眠质量变差，体力精力不足；每天都想“今晚12时早睡，弥补昨天晚睡的不完美”，结果过了12时还没睡就开始自我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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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自己有“时间盲症”，“时间就如同我的注意力一样混乱，大把的时间‘咻’地一下就消失了，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完美主义又让他对整点的时间敏感，于是最典型的行为就是“凑整”，希望“17:00—18:00要好好学习”，而不是“17:13—18:22要好好学习”。如果整点没有开始做事，他就会觉得“不完美”，想要在下一个整点开始做事，随后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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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缺陷带来的困境其实很早就出现在了米线的生活中。他从小就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没法好好听课，只靠“聪明”维持成绩。到了初高中，他有意识地跟老师讲“对口相声”，老师说一句他重复一句，老师提一个问题他立马回答，以交互的方式跟上节奏。应试教育阶段，在师长督促下高度结构化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米线的注意力缺陷，他考上了一所知名“985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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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更加复杂的课业，迫使米线采取“时间代偿”的手段。一般同学周内10小时左右就能学好的一门课，他要堆到15甚至20小时，才能考出好成绩。后来输入型的学习变作竞赛、科研等输出型任务，对自我规划组织能力的要求水涨船高，米线开始觉得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几乎是做一个项目失败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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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一直想读phd，但所在的专业申请竞争高度激烈，他不得不“曲线救国”先读硕士。在大学后期和硕士三年，他为发论文吃尽苦头。硕士毕业的第一年，他进入了一家北京的初创科技公司，此时执行功能的障碍更加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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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米线拿到一个项目，公司里的人只会告诉他要实现某个模块的功能，然后给他一些参考资料。他需要自己先摸索清楚为了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哪些步骤，合理地分解任务。接下来，他要把各个步骤按照难度和重要性排列并预估时间，从而将所有事项安排进这个项目所属的工作周期内，一项项落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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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很顺畅，但米线在每一步都会出问题。首先，他没有分解任务并区分优先级的能力，畏难情绪让他跟“好难我不行”的心态反复拉扯，完美主义常让他陷入何为“最佳方案”的过度思虑；其次他无法合理预估时间，常常消耗大量时间在一个本来很容易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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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他的注意力问题又会出现，如果眼下看的东西他不是特别感兴趣，就会疯狂走神；任务之间的切换也是难题，比如他在连续收集复制数据一段时间熟练后“上头了”，这时候工作要求他要开始写代码处理这些数据，他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进入新的工作状态；逼近deadline时，还要花费心理成本来安抚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最后“事已至此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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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就会陷入一种你是真的想努力干活，但是却不由自主在摸鱼的状态。”米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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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真的是adhd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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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和受教育历程中，米线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外部评价，以上的困扰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为外人所知，他习惯性地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望。硕士期间他学业受挫，毕业时又遭遇变故不得不暂缓深造，在安定医院诊断出了焦虑、抑郁状态，他开始持续寻求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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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抽丝剥茧解决了他的情绪问题，但发现他执行工作的困难得不到解释。碰巧他所在的机构有针对adhd儿童的咨询服务，他的咨询师向他提及这种可能性，并推荐他做了成人adhd自查量表，但诊断只能由有资质的精神科医生作出。米线随即挂上了一个月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的号，确诊了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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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完整的名字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这个‘小名’有时候就容易把它‘大名’的很多特点给掩盖了。”北大六院儿童门诊的主任医师钱秋谨专注于adhd的临床和科学研究已经有20余年了，门诊上，她见过太多儿童和成人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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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的主要表现包括注意力障碍和多动冲动，可以分为三个亚型，可以分为三个亚型：adhd-i（注意力障碍型）、adhd-hi（多动冲动型）和adhd-c（混合型）。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晰，通常认为是多基因遗传再加上环境因素共同累积或者交互作用，遗传度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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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在儿童期就有所表现，对其常见误解之一就是“小孩病”。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把adhd列入“神经发育障碍”的范畴，强调其是一个需要在全生命周期中关注的问题。两年后，中国首个成人adhd诊断指南《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于2015年12月发布，强调成人adhd的临床表现与儿童期adhd相似，但多动症状会随年龄增长而减轻，代之以内心不安的主观体验。另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有30%～50%的adhd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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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主治医师王中磊告诉我，随着公众对精神卫生认知的发展，成人adhd的就诊量有所提升。过去成人因为儿少科的年龄限制，患者往往要现场等待或电话预约，今年深圳市康宁的成人精神科门诊增加了一个成人多动症亚专科的门诊，可以线上挂号为儿少科分流，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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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秋谨同样表示，近10年成人adhd的就诊率逐渐提高。“其实大家来就诊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有的人丢三落四，容易忘事；有的人比较拖延，什么事儿都到最后一刻才完成。前期大把的时间也没有真正很痛快的娱乐休闲；有的人总是容易发脾气不耐烦，影响了人际关系；有的人很冲动，比如冲动消费或者是冲动地发表意见……方方面面主要还是围绕着adhd的核心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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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有注意力不集中等体验就能被诊断为adhd。adhd患者遇到的困难要严重、频繁许多，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可以自主控制、用意志力克服的，它关乎大脑的生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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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常的。”王中磊表示，“正常”到“障碍”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往往是处在从头到尾的某个中间阶段。大众所言的“病了”，在医生看来称作“障碍”更合适。“障碍就是有东西阻拦你了，损害到你的社会功能了，比如已经没办法完成学业，经常被批评，社交产生矛盾，职场受挫。决定要不要就医，要感受它有没有给你带来切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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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碎片化的信息流、共现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疾病，也会造成人们难以集中注意力。区分后天引发的注意力问题和adhd的标准在于，判断这些症状是否在小时候就已经出现。钱秋谨告诉我，目前adhd没有类似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生物学指标，以面诊访谈为主，依照通用标准dsm-5做描述式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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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adhd确诊，除了需要分别在“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和冲动”条目下，各满足9条中有5条对上的症状标准外，还要排除情绪因素、生活事件的干扰，防止过度诊断。“病程在成人期至少要有半年以上，然后追溯到小时候，这个病是发育的问题，12岁之前要有症状，满足儿童期adhd的诊断（需要分别在“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和冲动”条目下各满足9条中有6条的症状标准），确诊概率才比较大。再追问一下有无其他共患病，整个诊断才会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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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时尚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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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医学院任教20多年的注意力缺失领域权威专家爱德华·哈洛韦尔，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一书中写道：“诊断是希望的起步。和其他病症不同，注意力缺失症只需要确诊，并经过治疗，患者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变。对其他医学疾病而言，诊断只是指点治疗方向的工具；而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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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确诊adhd的契机，是同她合作的导演发现她粗心大意剧本里总有错别字，提醒她可能有adhd。“我当时都不知道adhd是什么，很生气，我想如果你觉得我写得不好就开除我，为什么要说我有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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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导演太太是心理学方面的博士，给老袁打电话解释了adhd的特点。老袁“轴劲儿上来了”，一定要去最权威的医生那里搞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和一群小孩在北大六院候诊区“一起看了很久《小猪佩奇》”，医生说她高度疑似并推荐她加入了六院针对成人adhd的团体cbt科研小组，为此她又跑了两趟医院，做了诊断会谈、认知功能检查、脑诱发电位、脑电波测试等等检查，最终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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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冲突监测能力受损”“执行控制能力边缘”“额叶认知功能异常”这些描述，开始明白adhd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人的认知能力、行为特点、性格特质等都和人的大脑发育、结构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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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有约1000亿个神经元，神经元通过穿越突触的化学神经递质在大脑内传播信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负责控制大多数adhd症状中的行为。adhd患者的大脑，虽然和其他人一样制造了这些化学物质，但是它们功能失衡，不能在突触间有效地释放和回收，所以患者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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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每个人的“出厂设置”有所不同，前额叶控制人的执行功能， 助人们完成计划、分类、重要性排序、辅助记忆和评估结果等方面的重要任务，而adhd患者大脑的前额叶发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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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透过adhd重新看到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小时候她好动，5岁的一个夏天穿坏了4双凉鞋；小学被送去老师家托管，扭来扭去把老师家木椅子坐坏，父母给她买了专属铁质桌椅；中学她不能专心听讲，爱跟同学说话，老师觉得她打扰所有人，安排她跟垃圾桶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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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这种事情，我跟一个小孩玩得特别好，然后他有一天走过来跟我说：‘我爸妈说不能跟你玩，因为你是坏孩子。’”她不明白，自己只是单纯不喜欢上学而已，哪里坏了？老袁在青春期格外敏感，因为交不到朋友显得孤僻，把刘海留得特别长，窝在角落写小说和日记，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从事忧郁的艺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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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才发现“天性忧郁”也可能是adhd的典型表现之一。“adhd特别容易共现抑郁症状，因为周围来的反馈特别差。我觉得adhd尤其是混合型，它是一个前所未有和道德品质联系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被理解和认同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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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和adhd一起辛苦地长大了。她本科和硕士都在名校，但她高考和考研都考了两次，还因为写不完论文，硕士延毕了一年。兴趣对adhd患者而言至关重要。“很多人可以做到，他不感兴趣但知道这个东西是必要的，所以就很努力地集中注意力去做它，能做到及格甚至七八十分。我不行，我会努力，但不感兴趣的东西对我来说只能是0分或者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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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影响人的工作记忆，可以理解成大脑的缓存，让人能够在做某事时仍然记得其他要完成的任务。老袁的工作记忆容量和调用准确性都有限——她收纳困难，日常生活中只在意三样东西：ipad、电脑、手机，最多再加耳机和钱包。之前要出国待三四个月，她穿着短裤背心背上双肩包就出发了，“出现在机场的时候别人以为我行李被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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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擅抗压，情绪常有大开大合的波动，是那种“明天要春游就注定彻夜失眠的人”。导演提出要开会，但三四天不找她，突然在一个她正享用美食的正午12时打来电话。她会因为这种未知的焦虑而做不了任何事情，“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会在哪一天的正午时分找你，但你不知道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那么今天明天和后天都会被可能要来的电话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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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道德品质”的判断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工作上会因为小错，不断被人指着鼻子问为什么这么不靠谱；生活中家里人说她“这辈子完了，多赚点钱吧，争取请三个保姆伺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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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现在很怕别人说adhd是一种带有自我标榜性质的“时尚单品”，即使她已经由非常权威的医生确诊并结结实实为之痛苦，即使她受过很好的教育、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清楚地了解到adhd源于神经发育客观的差异，每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还是会陷入“我是不是在装病，我是不是在表演”的内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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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患者常有一种感受：我已经无法分辨我庸碌的人生是因为障碍，还是我本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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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医生这个问题。”老袁告诉我，“她是这么跟我解答的：‘你不要去管什么是病造成，什么是你不行造成，你就去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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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眼镜与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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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最低谷的时候，米线连续两次绩效被打“b－”在组里垫底，如果给到c就要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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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于看不见明显病变或身体缺陷的障碍，宽容度往往很低，倾向于拿意志力或者心态等说法将其简化。“打一个极端的比方，可以认为adhd是一种执行功能或者说做事情能力上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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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于看不见明显病变或身体缺陷的障碍，宽容度往往很低。“打一个极端的比方，可以认为adhd是一种执行功能或者说做事情能力上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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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入了青衫的社群，在与adhd同伴的交流中获取经验。青衫在加州大学获得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和神经基因组学认证后，在精神病学系工作，长期致力于adhd与asd（孤独症谱系障碍，常与adhd共现）的公益咨询与科普。她告诉我，承认adhd是一种障碍是第一步，但确诊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有adhd诊断，也不是说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做不了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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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也认为，不必花费太多心力去区分“问题”到底是adhd还是个体本身导致的。“不如把这些全都假定为adhd世界里的某种表征，你看一下，再去小心地验证adhd的一些改善路径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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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正在同时应用三类改善方式：服用药物、心理咨询和寻求adhd教练（coach）的 助。对他而言，心理咨询有着托底减负的作用， 助他自我觉察，解决多年以来遭遇挫折所遗留的情绪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等等，保证基本健康的心理状态。药物提供基础的动力，让他能够开始行动。而教练能够协助优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策略，提供具体落地的指导和及时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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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证实了药物对adhd的有效性。哈洛韦尔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比喻：药物好比是眼镜， 助人们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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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楚与努力和道德毫无关系，而是一种器质上的状况。药物能修正脑内化学物质的失衡状态，使管理注意力、冲动和情绪的神经中枢得以正常运作，减少患者常有的内在冲突和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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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上市的adhd一线治疗药物有两种：中枢兴奋剂哌甲酯缓释片和非中枢兴奋剂托莫西汀。托莫西汀对米线几乎无效，而专注达（一种哌甲酯缓释片）效果明显，服用当天他“快哭出来了，好像两个小时之内干完了之前需要一整天甚至两三天干的活”，但继续服用后，效果渐渐回落到了最初的三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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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常见的情况，药物治疗的平均有效率可以达到70%～80%，但并不是每个患者都会对药物产生反应。而且药物只在短时间内作用于大脑后便代谢完毕，并不能“治愈”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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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也不能带来技能，行为干预很有必要。“经常看到有人说我今天吃了药，注意力非常好，然后我很专心地玩了两个小时的手机。”青衫说。行为干预主要是通过技巧学习， 助患者重新建立起生活习惯、找回信心，比如把事情安排进日程表，用手机日历备份一下或者将纸质清单放到容易看见的地方，事情做好了就是一种进步，从而慢慢把有序的习惯和对自己的积极看法整合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内在思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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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认知行为疗法）是一个很常见的工具，咨询师会指出你的一些错误观点，比如说我这个事情一定做不好，或者说做日程表一定没有用，因为我以前试图用都失败了；其次就是你可以采取什么行为来改善心态和观念，像coaching更偏向实操的层面，比如不知道这个任务怎么合理地分解，coach可以教你或者 你做几次，今后你可以照着这个来。”青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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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尝试过运动、冥想等方法，不少患者也是如此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症状，但对米线来说见效有些慢。在科研任务紧迫的当下，他更需要coaching带来及时有效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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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米线的教练索索。adhd coach这种新兴职业，是life coach的一个专业分支， 助来访者发展计划、组织和时间管理等技能。“比起心理咨询更多聚焦在疗愈过去，coach是更朝前看的角色，通常来访开始时会有一个目标，结束时尽量达到这个目标。”索索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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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的工作游戏化实践。索索建议米线将任务拆分成一个个具体可完成的部分，设计相应的挑战创造吸引力。就像玩一个大型的电脑游戏，需要不断通关才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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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米线而言，快速完成挑战是有趣的，那么就设定目标时间，在执行时尝试能否比设置时间更快完成任务，并给予自己成功的奖励。如果没有成功，再具体分析原因做出针对性的修正，从而逐渐形成一套完整有逻辑的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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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索自己也有adhd，在英国读博时，她无法完成论文，陷入了与拖延症无休止的缠斗，于是上网搜索如何战胜拖延，但注意力很快被一个多动症量表吸引了过去。她看完后惊觉“这不就是我吗”，随即联系医生确诊了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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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量表的时候，索索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这样混乱的生活。她想寻求药物治疗之外的可能性，她的精神科医生推荐她去寻求adhd教练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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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见面，教练都会鼓励索索提出一个当下最困扰她的问题，一方面向内探究她自身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利用，一方面向外提出与家人、伙伴合作构建支持性环境的建议， 助她对自己的目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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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房子盖好了，脚手架就可以拆除，构建起适合自己的生存策略后，重新接管自己人生的时刻就到了。索索在重新掌控生活的过程中，发现 他人搭建脚手架也是自己真正热忱的事情。她参与了adhd coach的培训和认证，并决定从博士课程中退学，成为了一名adhd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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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共存的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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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也在博士学习之外做起了adhd博主，他察觉到adhd正在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与我们所处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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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喜欢《瞬息全宇宙》这部电影，导演关家永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也被诊断为adhd。一开头，杨紫琼饰演的母亲在画面正中，被无数杂物包围，很快因为各种事各种人被拖去四处救火，不断重复，毫无头绪。光怪陆离的场景切换，正如adhd人士脑海中那些疯狂闪现又迅速湮灭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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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韦尔在《adhd 2.0》一书中指出，在电脑、手机、网络、短视频等各种海量信息的刺激下，许多人行为表现虽然并不能达到确诊adhd的标准，但却实实在在有了类adhd的体验。这种假性adhd其实是对信息过载造成倦怠的应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哪怕几秒钟不看电子屏幕，都会感觉魂不守舍”。这种对现代生活的适应并非器质性的，“大脑的硬件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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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信息流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不是病因，可以称为一种诱因。王中磊表示：“高强度的学习工作是对人的考验，可能会让本身就有的adhd暴露得更充分。”但成人的大脑已经发育到一定程度，信息流干扰不构成像遗传、早期疾病等影响前额叶发育的因素，“它主要是目前社会生活方式与人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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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界定为大脑硬件有所改变的adhd也并不一定完全是一种“疾病”。青衫和索索都向我提及“神经多样性”的概念。adhd被纳入神经多样性这个伞状术语之下，强调神经多样人士生活在专门为神经发育典型人群设计的社会中，因而会遭受到各式各样的阻碍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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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神经发育与典型人群有所不同，但不同并不意味着“不好”，其特质有它的优势和可贵之处。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寻找自己大脑的特殊运行方式。青衫说：“人们希望消除困难，但是，不会有人想要消除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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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也在探索与adhd的共存之道。如果把自己当个木桶，那么她曾经一直有补齐短板的执念。但在经年累月的尝试中，她觉得不舒服，她说：“我的人生愿望就是当个二流角色，然后舒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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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初披荆斩棘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班里人少，每个人被投注的要求和期待都很高。“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管理能力，既管理不了自己，更管理不了别人。”她的同伴们会规划、去找这找那，但这些对她而言太难了，“我连自己的行李都收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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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很早就决定她不要做导演，就去写剧本。她很喜欢编剧的工作，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一个影视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常有不可控的情形出现，而她的adhd共现rsd（拒绝敏感性焦虑），在被人批评、面对否认时，会产生强烈的躯体症状，“痛苦程度就像滚钉板”。她形容自己“像一把玻璃制的剑，虽然攻击性很强但一碰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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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老师告诉她，食草动物是不可能变成肉食动物的：“如果你生下来就是吃草的，你怎么训练自己也不可能去吃肉，但你有望把自己练成一头大象，这样也可以抵御来自肉食动物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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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分出一部分精力写小说，寻找更适合adhd的生存策略。“我情绪很容易起伏，所以我会尽量去保护我的情绪，我会有这种意识，这个事让我不开心，那就别去碰了。生气、沮丧是一种消耗，保护情绪就是保护精力。”她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开心很重要，但作为社会人更重要的其实是长期保持平静，并能轻松地恢复内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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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最喜欢的动物是水豚，一种不着急也不恐慌，在今年突然被众多现代人当作精神图腾的大型啮齿动物。她2019年就在豆瓣成立了水豚小组，还在南京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水豚。水豚淡定、放松的性情让她青睐有加，虽然行动迟缓，但它们懂得遇到危险迅速跳进水中逃跑，用自己的方式守卫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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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试着以一种像水豚一般平和的心态面对adhd。“我没有体会过成功，但已经习惯了失败，感觉对失败麻木是成功的第一步。”她坚持上完了12周的cbt团体课程，虽然对课程的记录只坚持了两周就暂时宣告放弃，目前她正在思考要不要试试药物治疗。“不过走得慢也有走得慢的景色”，老袁说，与adhd共处是一生漫长的道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我的一只脚已经穿上了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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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记者 祖晓谦

编辑 | 向由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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